这实在是一次奇特而无稽的阅读经历和写作经历。去年隆冬，面对一部残缺的小说，我写下了一篇残缺的评论。这个沙尘飞扬的春天，面对这部小说残缺的另一半，我也像个勤奋的修鞋匠一般，敲敲打打企图把自己那篇残缺的文字修补完全。现在将“修补”过的文章观点以片段的方式节录如下，期待与余华曾经或现在的热爱者争鸣。我依然坚持，余华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而不是畅销文学作家）的文学生命，已经在13年前的《许三观卖血记》宣告终结。

在我并不饱满的回忆里，鲜有哪位作家愿意让他的作品以残缺的方式出现——当然，我指的是硬性的文本残缺。这是2006年的四月，《兄弟》的上部出版迄今已足整整七月。经过如此漫长而苦涩的等待，与它血脉相连的“兄弟”才姗姗现身于坊间书市。终于，我们可以面对一个至少形式上完整的文本——在高超的市场营销伎俩下，这居然一度成为读者的奢侈愿望；我也终于按捺不住焦灼，开始敲打这篇关于余华和《兄弟》的文字，来打量一个自称从“窄门”出发、时隔十多年后终于回归小说创作的余华。

在《兄弟》的《后记》中，余华用他一贯从容不迫的文风告诉我们：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这两个时代相隔只有40年，却浓缩了欧洲400年的动荡万变。而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经历了地覆天翻的变迁。对于自己笔下两个相互联结而又深刻裂变的时代，作家还做出了这样的描绘：一个是文革时代——“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另一个就是“现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在这篇精短的文字里，余华以一个高明的作家并不常用的方式对自己作品的主题指向进行了急切的自我陈述。然而，就个人阅读体验而言，令我极其困惑的是：这上下两部在篇幅、基调、叙事风格上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文本，究竟从哪个层面上展现了所谓“两个时代的相遇”？在我看来，李光头和宋钢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他们荒诞的命运和经历更像是成长环境、个人性格综合作用下的“无意识”产物，掺杂了太多“异化”和“虚伪”的叙述成分；有确切所指的“时代”元素则退居后台，降格为可有可无的背景和补缀。莫非，仅仅因为这两兄弟从文革活到了“现在”，就足以成为“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吗？暂且搁置这些疑虑，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在于：那个从来回避常规叙事、从来不屑于揭露表层现实和表达价值评判的作家余华，这一次居然如此清晰地限定了故事的社会历史语境，限定了自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是的，他宣称要效仿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的叙述；为了突出“现场感”、“现实性”和“历史感”，他将一贯的愤怒和怜悯瞄准了两个丑陋而狂躁的时代；从所谓的“窄门”出发，一位曾经的先锋小说家野性勃勃走上一条批判现实主义的通衢大道。当然，余华本人和一些评论家可以轻巧地将其归结为叙述态度与写作风格的转变，但我固执地相信：对真正熟悉且热爱余华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转变，带来的恐怕不仅仅是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