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远在德国的小楼

 

去了你所说的坛子，挺热闹。。和央视打交道这么多年，关于这个话题说来话长。

 

一方面，利益的分配不光是经济效益上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一些有“可持续空间”的经历和体验也许更重要。央视的特有媒体垄断效应和不正常的传媒界绝对权威作用，更强化了这种趋势。总有人愿意放弃很多诱惑，投身这块梦想的磁场（我见过太多太多）。央视那帮一天到晚念叨受众心理、媒介终端的人精，焉能不知晓这个道理？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对“市场”的自信，才会有这些原本不尊重劳动力法则的暴力行径。毕竟，任何独立的有正常市场思维的机构和个人，都在哭着喊着谋求成本配置的合理化（其实部分等同于在保障利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压缩投入成本）——这与其是否暴利行当、是否“很有钱”没有关系。阿门，原谅这些深谙市场真谛的狡黠的人们吧！03年，我在策划会场唾沫横飞给《艺术人生》出了“红楼梦二十年聚首”的点子（迄今为止保持该栏目收视记录），那个女制片人给了我什么？僵固的笑，拨浪鼓似的点头，一杯又一杯喝得我唇干舌燥的苦茶！回学校都是蹭别人的捷达车！更干脆的是，节目播出我连署名都没有。尘世浮缘，难解难分。乌有舍，焉可得？何必呢？何苦呢？

 

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有些特殊，因为它和足球扯上了关系。拿我来说，为足球疯癫了这么多年，真真连做梦也没想过要通过足球来再生一点什么物质资源。写球评专栏捞的那些破稿费，又统统奉献给体育产业了——买《体坛》（表扬一句：《体坛》的稿费在同比条件下的确是比较优厚的，99年在上面炮轰霍顿中场平行站位的那几篇文章，抵掉了俺一两年买《体坛》的费用，这是“取之于彼，用之于彼”啊）、买一个月鞋钉就断裂的假ADIDAS球鞋、还有96年只身上北京看马拉多纳VS北京国安……真正爱了足球的爷们娘们，恐怕不会太激烈地反驳我这个观点的。人往往在感性力量的裹卷下生存，这与职业无关；那些自认为“相当”理性且引以为傲的人，许是爱上了岳不群喜读《KHBD》，一切偏激的理性，无非一种空虚的“镇定”，这“镇定”的背后——是面对感性生命的战栗和荒芜。记得我那篇《唐山旧事》的小说么？里面那位完全复制自生活的主人公，至今是我记忆中不朽的传奇。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告诉你身边那些飘泊异域的年轻同胞们：想让自己和世界杯发生点肉体关系的人，就报了名去。不想的，干别的去，甭唠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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