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六月天孩儿脸。头一天媒体报道说“中国六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第二天就有媒体指出，昨天的报道严重失实，《中国尚无“世遗”被列入“濒危”》。于是昨天还阴霾在一些人脸上的哭丧，今天便洋溢出了动人的笑。

 

谁都爱笑，要不相声再怎么说不景气，看的人还是多。小品再怎么被说俗，依然大受欢迎。这回的《中国尚无“世遗”被列入“濒危”》，虽不似相声、小品，但带给一些人的欢笑，却是相同的。当然，小老百姓不笑，他们只能在冷静中，品味这欢笑背后的文化羞辱。

 

说文化被羞辱，是因为无论昨天的谎言，还是今天的真实，都是文化人干的勾当。无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还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都由文化人来承担。古来有文人相轻，但那不过是个人间的不忿。如今闹到了世界遗产的保护上，究竟是为了订正真相，还是为了相轻，小老百姓感到这样的文化，有点不齿。

 

这种不齿，源于对昨日的“亮黄牌”和今日的“无濒危”两篇文章的内容。倘若不纠缠“黄牌”与“濒危”的概念分野，这两篇文章都显露出，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确实“仅讨论了6处中国遗产的一部分”。而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说，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也确实招致过“非议”。何况“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已经作出决定：对于中国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两处世界遗产，将由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组成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并提交报告。”

 

如此看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确实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也确实引起了世界遗产大会上一些人的关注。所不同的，只是头一天的“亮黄牌”，被一些人理解成了“濒危”，一些人感到不愉快。于是写文章订正，便成为了第一要务。看来，古老的名实之辩，大概又要兴旺。“亮黄牌”和“濒危”的官司，要如火如荼。

 

但是这样的名实之辩，似乎无需孔夫子出来“正名”：“黄牌”的借用，不过在于警示，却与“濒危”的宣判，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警示，似乎也能从武当山遇真宫大火、张家界建天梯、都江堰上游拦河筑坝，窥豹一斑。何况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也传出了关注的声音。因此借用“黄牌”以为警戒，似乎也不算过分。

 

既然叫“世界遗产”，便有世界唯一的意思。因此怀着一种敬意，对其进行保护，避免其遭遇消失的厄运，才是第一要务。然而有些人竟然避世界遗产保护之重，而就《中国尚无“世遗”被列入“濒危”》与“亮黄牌”之辩，便让人感到有些文过饰非。其间的文化羞辱，大概不止于名实，也还有对世界遗产的认识。

 

认识深刻了，才能遵章守纪。再顽皮的学生，入得学校，也要遵守学校的规则，否则便要被学校警告，直至除名。文物保护既然加入了世界遗产，便也应当遵循世界遗产的保护规则。因为那时的文物，已经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而不再属于某个地区，掌控在某些官员的权力下了。

 

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应当是一些高学历，高文凭的人。有些人还曾美其名曰，学者型。然而学者型的，却不尊重文化，不懂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这便有些讽刺了。曾经有些人说，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知识与文化究竟有那些分野，是学者探讨的命题。但是在保护世界遗产上出现的一些尴尬现象，似乎也能看到一点，书本知识不等于融化在血液中的素质，不等于有文化。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谈到世界遗产保护不当的一些原因时曾说：“首先，一些地方缺乏经验，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这是典型的无知所致。”这里的“无知所致”，似乎便有点知识不等于文化的意思，因为无知的人是不会成为学者型的。

 

一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知是学者型的创造，还是出自那位总统的竞选词，于是一些人的神经，便很受激动。在这种激动下，文化变成了经济的小兄弟；古老的中华文明，蒙上了经济色彩；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也成了招摇经济的地方。只是文化，似乎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蒙羞。

 

解决蒙羞的办法，便是玩概念游戏。也许这个办法好用吧，因此便不仅体现于这次的世界遗产保护上。最近有媒体报道滇池爆发蓝藻，于是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马文森便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否认了“暴发”一说。他认为，在这个季节滇池局部出现蓝藻属于正常现象，而不应当说成“爆发”。

 

概念的游戏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似乎需要时间回答。但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大概不在于概念，而在于实实在在的工作。世界遗产保护的好坏，也应当用事实说话，而不在于“黄牌”和“濒危”的概念之争。真正的保护能使文化源远流长，概念的争论只能使文化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