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民性格，又令学者悲哀了。这次的悲哀，是出现在一条叫做，“男子提醒有小偷被捅三刀，满街人无动于衷”的消息后面。

丰台区长辛店街上，一名叫赵志成的男子，因为提醒一位被偷包的女士而被小偷捅了3刀。事发后，街上人来人往，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抓小偷，愣是让小偷逃之夭夭，而被偷的那名女士也悄然离开了。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些近些年来本已经为人们所熟视无睹的事，却又大惊小怪于学者的学问中了。然而学者大惊小怪的结果，却从中看到了“悲哀的国民性格”。

“悲哀的国民性格”、“国民的劣根性”，“灵魂麻木”等等一些定型的词汇，是每当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后，专家学者授予老百姓的。这样的授予，很有些老百姓天生便谬种生成着这样的基因，遗传着这样“性格”的意思。当然这样的基因，是不会流传到学者身上的，那大抵在于，他们与老百姓并不“国民”在一起。否则，岂不悖论。

专家学者，为这些事件定性时，总要含糊其辞地提到鲁迅先先生。那意思便是，“国民劣根性”提法的源头是鲁迅。然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却是一些人面对强势屠刀的麻木，激发的是对强势的反抗。中国礼仪之邦数千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助弱扶贫，是中国人的品格。“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中国人的生死观。鲁迅没必要，也不可能愤怒于一些人的不抓小偷。

见义勇为，不仅是中国古老的道德观，也是古代的法律要求。唐朝在一本对法律进行注释、解说的《唐律疏议》中，便对见义勇为，做出了详细规定：“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

斗殴伤害、盗窃强奸，不仅受害者家人及所亲要管，“傍人”，也“皆得捕系以送官司”。倘若不法之徒反抗和逃跑，“傍人”也可对其格杀勿论。唐玄宗开元年间，还颁发了对见义勇为者奖励的法令。首先从不法之徒身上征取钱财，“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官出一分”大概就是国家奖励吧。这种国家奖赏的先河一开，便渊源流传到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至于对见义不为，见危不为者的处罚，更是比比皆是于古代的法律。

然而中国人的这样古老道德，却于近些年受到了诘难。先是说“美国不提倡见义勇为”，接着说“以人为本，不提倡与犯罪搏斗”。于是少年英雄的赖宁的照片，被从中小学校园的墙上摘下。雷锋出租车上的雷锋像，被主管部门强令取消。上海更是率先提出，不提倡学生见义勇为。遇事自保，人人为我，也便成为了一些人躲在阴沟里窃喜的景象。

现在的学者，很愿意提“地球村”、“与世界接轨”，“融进世界大潮”。但不知以如此见义不为的形象步入，将受到人家如何眼光。历史上，华人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曾经与所在国人民并肩战斗，受到举世赞誉。如今，见义不为已经固化到了一些人的脑中。然而，当“男子提醒有小偷被捅三刀，满街人无动于衷”的事情发生后，学者又教导说，“在国外，这种事是不被容许的，否则将被视为帮凶行为。”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常有理，确有些让老百姓无所适从。

见义勇为不再为社会所推崇了，于是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景象，也便常常出现。见义勇为者因伤，而被拒之医院门外；因误工，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现象，时有发生。2003年12月27日，珠海一名叫韦兆安的保安，在与抢包歹徒搏斗时，被歹徒的同伙连捅三刀。经医院全力抢救，脱离了危险。2004年7月22日，他被授予珠海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然而一年多后，却因伤痛无力治疗，而从南宁一家医院的19楼跳下身亡。

这样的事，虽属极端个案，但对人们的心灵震撼，却是广泛的。英雄在流血流泪，犯罪者的人权，却在得到法律和媒体的关照。于是犯罪者索要医药费，甚至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的现象，也便屡屡出现。面对手拿凶器的犯罪者，见义勇为者大概也只好采用，张飞的当阳桥头一声吼，或者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手段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法律，似乎正在经受着见义勇为的尺度考验。

见义不为的后面，大概蕴含很多故事。“男子提醒有小偷被捅三刀，满街人无动于衷”的原因，也绝不仅仅是“悲哀的国民性格”。老百姓的身上，并不天然地遗传着令教授悲哀的冷漠和麻木。然而他们，却只看到了老百姓的“悲哀的国民性格”，而忘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大概也是一种“悲哀的国民性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