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育赖在暴利排行榜上的耻辱

中小学教育本来是有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然而却连续出现在暴利行业的排行榜上。2005年，竟然还荣登了三甲。这或多或少也有点让人，晕头转向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法制早报》这回的排行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但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因为无根据的胡说，是要承担诽谤罪的。

义务教育，大概就是一定意义上的强迫教育吧。那意思就是说，凡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教育，这是一种法律约束。但是要保证这样的义务，却应当是有免费关照的，否则，一方面强迫人家读书，一方面又使劲要钱，便无异于抢钱了。然而如今的义务教育，不仅成为了暴力行业，而且还赖在了那排行榜上。这样的一个结果，却实在有些令人吃惊而为教育羞耻。

因为教育的暴利并不在于产品，而是在于学生。他的长时间赖在暴利排行榜上，便意味着学生接受教育的高成本在延长。中国的教育也实在有趣，先前没有义务的时候，人们似乎并不大为读书发愁。那时候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本也是收费极低甚或免费的。因此那时才有了“穷文富武”一说，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方才为了改变命运而读书的。

北宋时期的第一个状元吕蒙正，母子二人举目无亲，全靠母亲纺绵，供他读书，最终一举成名。范仲淹，也是北宋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幼年丧父，读书时不要说学费交不起，即使生活也很难维持“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倘如放到今天暴利的义务教育中，不要说考试为官，大概小学也毕业不了。这样的现状对比，似乎在嘲弄着当今的教育，说其不是羞耻，也太有点文过饰非了。

为了改变学生读书难的现状，适应教育发展的世界潮流，清政府于1904年制定并颁布了“癸卯学制”，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义务教育的初始。然而义务教育在中国，却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可怜清政府推行了几年义务教育，耗费了大把白银，不仅没能换来教育的繁荣，反而断送了卿卿性命。1912年民国政府废除了“癸卯学制”，提出了，推广普及四年义务教育的“壬子学制”。结果教育没能普及，反倒引出了“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样的民谣。教授尚且如此，何况教育乎。

这样的义务教育，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前，却给中国留下了一个80%人文盲的现状。以至新中国为此而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扫盲”教育。那个时候没有义务教育，一个家庭六七个孩子，生活固然困难，读书却是不费劲的。然而自从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后，教育却逐渐发展成为了产业，以至达到了暴利的地步。有教育专家曾对10年的教育乱收费，作了一个保守测算，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轻松地搜走了2000多亿元。这样的义务教育，倘若不是羞耻，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耻”的了。

“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民谣中的这种现状描述，虽然令人心酸，却也反映了一些真实。这种境况的出现，大概是与教育成为了暴利行业有关，否则，也不可能“上了学立刻穷”。一个义务的教育，公益性的事业，却能让一个家庭瞬间穷下去，这样的讽刺，似乎很有些在重复着“癸卯学制”和“壬子学制”的际遇，这样的历史重复，倘如不能让教育感到羞耻，大抵是因为太过麻木，而不知何为羞耻的缘故吧。

中小学教育所以成为暴利行业，大抵是因为缺钱的缘故。倘如不是缺钱，那样的暴利，自然会鼓胀了教师的口袋。然而，现实中的教师，似乎毫无富贵华丽之气。尤其偏远地区的教师，甚至还有些令人心酸。甘肃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到80元不等的工资。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经拿了20年。条件差、待遇低、生活困难，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已经成为了“另类贫困户”。

重庆山村教师刘念友，为了资助贫困生，挖煤三年，自己天天吃咸菜。这样的事情，总不能说中小学的暴利进入到教师的口袋里了吧。宋代诗人刘克庄有一首诗写道：“短衣穿结半瓠空，所住茅檐仅蔽风。久诵经书皆默记，横挑史传亦能通。青窗灯下研孤学，白首山中聚小童。却羡安昌师弟子，只谈《论语》至三公。”千年前的教师境况，大概今天也还在继续着。耻乎！

教育本来就是一个不能生钱的地方，他的经济支柱，大抵应当来源于上级拨款。然而中国的教育投入，却常常是梁上君子的作为，上够不着天，下够不着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上曾要求，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但从1995年的2．41%，经过五年仅增长到2．87％。而这样的投入，却还要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所吞噬。至于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则要通过别的渠道解决。这无疑是一种暗示，暗示的结果，便是教育产生了暴利。

暴利行业，自然是需要有大笔进帐为特征的，倘如小打小闹，却也不会为人们所认可。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有阶梯式的设置。只有从低到高、从外到内、从坏到好的需求，才能有高价钱的拍卖。重点和一般、城市和乡村、乡村和偏远山区，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同，学生的流动自然也会不同。当今的社会，是一个考试的社会，而考试的内容，大多产生在书本。因此书本教育，也就成为了社会的首要教育。

要完成这样的书本教育，就得仰仗学校，因为只有学校教育，才能适应考试。学生所以用自己的流动，支持了教育行业的暴力，大抵也是为了适应考试的结果。刚刚结束的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每个职位平均有近50人参与竞争。一些热门职位，竟然有一两千人竞争，其情其景，足可称“惨烈”。而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公务员法》，更是确立了凡进必考制度。这样的制度，学生不想考也得考。于是择校费、借读费等等，也便成为了教育暴利的一项内容。

这样的择校收费，似乎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甚至还假最低标准之名，而划定了一个界线，实则却是一种默许。于是，其消费标准也便与日俱增，教育收费则愈演愈烈。北京市的一些一类校的择校费达到了四五万元，有的甚至高达六七万元。有人计算了一下北京市中学择校生的年收入在10亿元以上，这还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这样的利润，如果说再不是暴利，那只有抢银行了。

这样的结果，不知是权力的作祟的结果，还是利益的膨胀的需要。但能把一个事关国民素质的免费教育，办成市场化的暴利行业，却也实在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耻辱。知耻近乎勇。人类前行的步伐，总不可能一帆风顺。出现一些波折，产生一些失误，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改正，在于不断修正自己前行的步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怕的是，虽有批评却罔作不知，一味地赖在暴利排行榜上，而不知羞耻，这样的羞耻，当真可称为“国耻”了。

将这样的耻辱定格为“国耻”，也绝非空穴来风。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卸任前说：“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既然是政府将义务教育制造成了暴利行业，说成其为“国耻”，当不为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