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践踏穷人的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
版权所有:八字先生 提交时间:2005-08-21 11:20:51
践踏穷人的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穷就能“影响国际城市形象,甚至对首都安全也不利”,这样的结论得出,很可能是官员学者们经过多方考证,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因为先前的时候,他们的走访贫困户是很喜欢媒介大肆张扬的,而那种张扬是不怕贫困,也并不在于解决贫困的。便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理论高度。这回所以能对环绕京津地区出现的272万贫困人口引起重视,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吧
但是老百姓却感到,自己的穷怨自己的命不好,并没有也不想去影响国际城市形象,甚至给人家带来不安定。先前的时候,大批工人让人家给“减员增效”了,虽然那以后的生活并不大好,却也并没有不安定。后来,公费医疗被接轨了,教育产业化了,老百姓虽然觉得生活负担有些沉重,却也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城市形象。那是因为,他们也有尊严的缘故。
穷人自有穷人的尊严。战国时期齐国有个叫黔娄的人,因为家境贫寒,他死的时候甚至连一条能覆盖全身的被子都找不到。他的好朋友前去吊唁时,想让负责敛尸的人把被子斜着给盖上,以覆盖全身。黔娄的妻子却对这个建议很不以为然。她说:“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志也。”那意思就是说,黔娄的一生很正直,死的时候怎么能斜盖着被子呢,这不符合黔娄的遗愿。
黔娄夫妇虽然穷,但是人格是高贵的。因此陶渊明老先生就在他的《五柳先生传》里说:“黔娄之妻有言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引用黔娄妻子的话,在赞扬了五柳先生安贫达命的同时,也赞扬了黔娄夫妻那种:“不难过于贫穷,不费尽心机追求富贵”的精神。当然,物以群分,人以类聚。陶渊明的一生,也大多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但他最后却宁可在贫困中死去,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这就是穷人,这就是穷人的志气。他们并不曾如官员学者们想象的那样悲怜和下作,也不曾非要闹事不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尽管有百余次之多,然而真正因为贫穷而促使改朝换代的似乎也并没有几次。大多数引起不安定的直接动因,却正如明朝末年的那位著名的文学家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所说:“激于义而死焉者也。”
人所以能“激于义而死焉”,大多是因为尊严被亵渎的缘故。明朝末年的那场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案,似乎与百姓关系并不大。但是在魏忠贤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却连老百姓哭两声都不让,于是方才引起了苏州市民的群情激愤,以至发生暴乱。五人者不过是“激于义”而起的。老百姓虽然穷,可遇到事情总得让哭两声吧,连这点权力都要蔑视,那还焉能不乱。
陈胜与吴广那年头,也并没有因为穷而闹事。秦二世征发人到渔阳去戍守,似乎人们也都去了。可途中连日暴雨,耽误了行程,你还要按律当斩,这也有点太欺侮人了。老百姓穷点不怕,可你总不能往死里挤兑呀。人都是有尊严的,反正一死,陈胜与吴广等人怎么就不能想到,谋求一番大事业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大概也应当是一种,人之常情的思维吧。
明朝末年李自成榆中起义,那也是激于义愤的结果。你让人家打仗,还要克扣人家的军饷,这不是欺侮人吗。人家找你要军饷,你还要鞭笞人家。践踏人的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才有李自成怒杀县令,振臂一呼,群起响应,马踏三关,杀向京城。倘使县令能够很好地解释,又没有发生王国拷打兵卒的事件,大概即使兵卒穷点也不会闹事吧。因为先前他们本也都是穿着单衣,饿着肚子行军的。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本就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能够对人民报以深切的同情,今天的官员和学者,怎么就能对穷人如此冷漠,甚至能做出人穷就能“影响国际城市形象,甚至对首都安全也不利”的学问呢。当然,人不可能都象陶渊明和黔娄那样,用“不食嗟来之食”的办法来换取尊严。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认为穷人都是绵瓜,就可以随意地亵渎和蔑视他们的尊严。
北宋那个大儒程颢,曾经劝诫老百姓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老百姓可以忍,也可以过着“贫贱乐”的日子。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度,要有个界限。你更不可以得了便宜还卖乖,自己过着富裕的日子,还要嘲弄着穷人的尊严。十年磨一剑,陈胜吴广、李自成所以能激于义而起,那也是因为内蕴有先前的动力。
绵瓜不等于傻瓜,被压扁的弹簧反弹的力量更大。因此,请不要随意践踏穷人的尊严,践踏穷人的尊严,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
版权所有:八字先生 提交时间:2005-08-21 11:20:51
践踏穷人的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穷就能“影响国际城市形象,甚至对首都安全也不利”,这样的结论得出,很可能是官员学者们经过多方考证,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因为先前的时候,他们的走访贫困户是很喜欢媒介大肆张扬的,而那种张扬是不怕贫困,也并不在于解决贫困的。便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理论高度。这回所以能对环绕京津地区出现的272万贫困人口引起重视,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吧
但是老百姓却感到,自己的穷怨自己的命不好,并没有也不想去影响国际城市形象,甚至给人家带来不安定。先前的时候,大批工人让人家给“减员增效”了,虽然那以后的生活并不大好,却也并没有不安定。后来,公费医疗被接轨了,教育产业化了,老百姓虽然觉得生活负担有些沉重,却也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城市形象。那是因为,他们也有尊严的缘故。
穷人自有穷人的尊严。战国时期齐国有个叫黔娄的人,因为家境贫寒,他死的时候甚至连一条能覆盖全身的被子都找不到。他的好朋友前去吊唁时,想让负责敛尸的人把被子斜着给盖上,以覆盖全身。黔娄的妻子却对这个建议很不以为然。她说:“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志也。”那意思就是说,黔娄的一生很正直,死的时候怎么能斜盖着被子呢,这不符合黔娄的遗愿。
黔娄夫妇虽然穷,但是人格是高贵的。因此陶渊明老先生就在他的《五柳先生传》里说:“黔娄之妻有言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引用黔娄妻子的话,在赞扬了五柳先生安贫达命的同时,也赞扬了黔娄夫妻那种:“不难过于贫穷,不费尽心机追求富贵”的精神。当然,物以群分,人以类聚。陶渊明的一生,也大多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但他最后却宁可在贫困中死去,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这就是穷人,这就是穷人的志气。他们并不曾如官员学者们想象的那样悲怜和下作,也不曾非要闹事不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尽管有百余次之多,然而真正因为贫穷而促使改朝换代的似乎也并没有几次。大多数引起不安定的直接动因,却正如明朝末年的那位著名的文学家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所说:“激于义而死焉者也。”
人所以能“激于义而死焉”,大多是因为尊严被亵渎的缘故。明朝末年的那场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案,似乎与百姓关系并不大。但是在魏忠贤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却连老百姓哭两声都不让,于是方才引起了苏州市民的群情激愤,以至发生暴乱。五人者不过是“激于义”而起的。老百姓虽然穷,可遇到事情总得让哭两声吧,连这点权力都要蔑视,那还焉能不乱。
陈胜与吴广那年头,也并没有因为穷而闹事。秦二世征发人到渔阳去戍守,似乎人们也都去了。可途中连日暴雨,耽误了行程,你还要按律当斩,这也有点太欺侮人了。老百姓穷点不怕,可你总不能往死里挤兑呀。人都是有尊严的,反正一死,陈胜与吴广等人怎么就不能想到,谋求一番大事业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大概也应当是一种,人之常情的思维吧。
明朝末年李自成榆中起义,那也是激于义愤的结果。你让人家打仗,还要克扣人家的军饷,这不是欺侮人吗。人家找你要军饷,你还要鞭笞人家。践踏人的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才有李自成怒杀县令,振臂一呼,群起响应,马踏三关,杀向京城。倘使县令能够很好地解释,又没有发生王国拷打兵卒的事件,大概即使兵卒穷点也不会闹事吧。因为先前他们本也都是穿着单衣,饿着肚子行军的。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本就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能够对人民报以深切的同情,今天的官员和学者,怎么就能对穷人如此冷漠,甚至能做出人穷就能“影响国际城市形象,甚至对首都安全也不利”的学问呢。当然,人不可能都象陶渊明和黔娄那样,用“不食嗟来之食”的办法来换取尊严。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认为穷人都是绵瓜,就可以随意地亵渎和蔑视他们的尊严。
北宋那个大儒程颢,曾经劝诫老百姓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老百姓可以忍,也可以过着“贫贱乐”的日子。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度,要有个界限。你更不可以得了便宜还卖乖,自己过着富裕的日子,还要嘲弄着穷人的尊严。十年磨一剑,陈胜吴广、李自成所以能激于义而起,那也是因为内蕴有先前的动力。
绵瓜不等于傻瓜,被压扁的弹簧反弹的力量更大。因此,请不要随意践踏穷人的尊严,践踏穷人的尊严,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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