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末，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发表了著名的《巴黎宣言》：“人类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儒家学说之世界意义，可见一斑。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是深切地感觉到儒学的博大精深。孔子乃“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其人其思其智，绝不是一遍两遍就能读透的——随着阅历的增长，哪怕遭遇再阴冷昏暗的季节，我们都能够看见那愈来愈耀眼的圣光。

林语堂：孔子在雨中歌唱

尽管孔子缺点难免，经常疏忽大意，但他不失为一位富有魅力的人物。其魅力在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情味和幽默感。《论语》中记载的许多格言，只有当作孔子与其亲近弟子之间轻松幽默的谈话来读，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有一次，孔子与他的弟子在郑失散。有人看见孔子站在东门，便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们重逢后，子贡把那人说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形状未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我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孔子，他强挣扎，时而得意，时而沮丧，但总是保持自身的魅力和良好的幽默感，也不惜自我嘲弄。这是真实的孔子，他并不是儒家学者和西方汉学家欲使我们相信的那种圣洁完美、无可指责的人物。

实际上，人们只有通过孔子的幽默感才能真正鉴赏他的人格美。他的幽默不是庄子式的睿智和讥讽，而是和蔼可亲、听天由命的幽默，这更具典型的中国特色。孔子的人格美经常不为批评家所注意，要感知他身上的巨大吸引力和真正可爱处，惟有与他朝夕相处，形影相伴，就像他与其门徒那样的亲密无间。在我看来，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是社会公德的光辉典范，而在于他是中年老成的孔夫子。他在政治上失败后才彻底放弃政治抱负，潜心从事学问研究。

《史记》记录他一生中这段时期的事迹，其动人心魄的力量，可与《新约·福音》写客西马尼园的一段相媲美，不同的是前者以幽默的情调结尾，因为孔子总是敢于嘲笑自己。那时，孔子周游列国，想找到信任他的统治者，让他掌权，结果四处碰壁，饱受羞辱。他两度被捕，还曾与弟子挨过七天饿，因为他要像疯狂的预言家一样游说各国，而得到的却是轻蔑、嘲笑和闭门羹。他愤然离开齐国，连半小时就能够做熟的午饭也等不及吃，仅带上从锅里舀起的湿米就走了。在卫国他羞辱地坐在车上跟随卫公夫人的车子招摇过市，他只得自我解嘲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论说仁义时卫灵公仰头看着凌云展翅的大雁，于是他在陕西涉黄河往见赵简子，却又遭间阻，他呆在黄河边叹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其命也乎。”因此离开卫，又回到卫，再离卫后，接连去了陈、蔡、叶、蒲诸国，跟随的有几个忠诚的弟子，犹如一群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弟子也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和些微的懊悔，但据说孔子“仍旧讲诵弦歌不衰”。《史记》里说，孔子那个时候正是“温温无所试”。

那时孔子及其追随者发现自己困于陈蔡之间，他们当时的谈话深深感动了我。这是孔子一生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孔子便回到故乡鲁国致力于编著书籍。

孔子在雨中歌唱，谁能不为雨中高歌者所感动？他在那里，带着弟子飘泊荒野，无计可施，无路可走，像一群难以言状的叫化子或流浪汉，但他仍会开开玩笑。他没有愤怒的情绪。我不明白，中国画家为什么不绘出一幅最能表现孔子其人的荒野图。

（摘自《月读》2014年第1期）

钱宁：孔子的“激进”

今人看孔子，多见其“复古”，见其“守旧”，其实，回到2500年前，孔子却属激进一派。他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有“不同政见”，还能看到未来。

春秋之际，诸侯们一心想的是争霸天下，谋士们建言献策，谈的都是如何富国强兵。诸子百家中，兵家讲攻伐之道，法家说刑罚治国，墨子“非攻”，研究的却是攻城之术，要“以战止战”，就连老子的《道德经》，虽为道家经典，“无为”中也暗含着“帝王术”。这其中，只有孔子的政见卓然不同。他说，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绝非“大道”，“仁政”才是“大道”。

可惜，没有君王愿走他的“大道”。君王自有君王的道理，但孔子不肯放弃自己的理念。“仁政”之路在鲁国行不通，他便毅然辞别父母之邦，周游列国，游说每一位可能给他机会的诸侯，甚至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与海”的毒誓。这完全是一个流亡者的作为，没有一点忠臣的样子。显然，他忠于的是自己的理念，而不是各国的国君。

孔子不仅执著于自己的理念，还将“仁政”上升为“大道”行于天下的“天意”，并以“天意”来抗衡君王的“寡人之志”。正是这高悬于所有君王头上的“天意”，将君王们置于被衡量和被评判的地位，千百年来，让皇权威压下的儒生士子，多少有一点抗衡君王的精神武器。

孔子的激进更体现在对“大同”之世的向往。他追寻的政治理想不是“天下一统”，而是“天下大同”。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

“仁政”之路通往的就是天下“大同”。对此，《礼记·礼运篇》里有着详尽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是一个托名于“复古”的未来社会，以“天下为公”为特征，人人都有生活保障，关爱他人，也被他人所关爱，有点社会主义性质，也有些“和谐社会”的色彩。

对天下“大同”更深的体悟，是在《论语》“各言其志”一章。一天，孔子与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等闲谈，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抢先说，他能让弱国在三年里变为强国；冉求说，他能让穷国在三年里变为富国；公西华说，他更愿意主持宗庙祭祀，会盟典礼。待问到年纪稍长的曾点，曾点正在鼓瑟，一曲弹完，才缓缓答道，自己的志向，与上面三位有些不同。孔子鼓励道，不妨说出来，大家“各言其志”嘛。于是，曾点说出了自己著名的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描述，让孔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点呵！

孔子赞同曾点所言，深有意味。宋儒说，从曾点描绘的景象中，可以看出“尧舜气象”；近人也说，其中蕴涵“太平社会之缩影”。其实，更深一层说，在孔子看来，强兵也好，富国也好，文化建设也好，都是手段，人类文明社会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人类回归最自然的嬉戏状态—就像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形容的那样:“人诗意地栖居”——那才是天下“大同”的最高境界。

孔子为中国人提出的一个终极梦想。像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窘境，但他一个人的“大同”之梦，历尽千载，超越时代，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并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梦想。

（原载《宜春日报》201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