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体，柏林墙拆除以来，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波高速发展的浪潮，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四国年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这种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原计划经济国家在摆脱旧有生产关系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科技，政治文明的消化，以及其产品与服务的输出，属于“破坏性建设”，也是对发达国家高成本社会的一种冲击，但从根源上，发展中国家要去掉“发展中”，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因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依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靠的是源源不断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投入，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科技创新，而要做到这点，又必须有稳定合理的政策，开明的社会风气，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等等才能孕育成功。

因此，即使处于一个相对较长的高速发展阶段，也不能认为就已经找到了终极解决方案，这种高速发展，如果不能获得新的动力，最终会限于停滞，并且发展过程中由于配套政策，执行力度的缺失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减缓后不断爆发出来，例如环境负担，贫富差距，贪污，机构臃肿等等。而发达国家在抵受住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后，其创新能力未被破坏，最终会源源不断的提供长远发展的动力，届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金形成巨大的虹吸压力，使得其内在矛盾在人才丧失的背景下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