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和阿Q

—— 质疑“‘国民性’弱点”说

 

 

《祝福》和《阿Q正传》，堪称鲁迅小说经典的双璧，两经典的中心人物，分别是祥林嫂和阿Q，均为不朽的文学典型。在部编普通高中教科书中，《祝福》选在语文必修下册，是高一下学期的课文；《阿Q正传（节选）》编入选择性必修下册，在高二下学期讲授。为准确并加深对两篇课文的理解，现以《祝福》与“改造国民性”问题为视角，对两篇经典及其典型人物，试作一点比较分析，并及于祥林嫂“‘国民性’弱点”之说，敬请研究者、教者和读者赐教。 

 

一 “相异成趣”的经典  

《阿Q正传》和《祝福》，居鲁迅三篇最具代表性小说（包括《孔乙己》在内）的前二位，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问世最早而影响深远的经典。研究两经典，应认识其异质。比如：

1.两经典主旨不同    

鲁迅早在留日时，就对友人许寿裳提出过“国民性三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嗣后，他将相关研究，写进小说、杂文等作品。

1921年《阿Q正传》问世。多年后，他自述：“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谓暴露“国民的弱点”，画出“国民的魂灵”：这是告诉读者，《阿Q正传》的主旨在于“改造国民性”。

鲁迅对于《祝福》的写作动机，没有做过专门解释，但有对于小说创作意图的总述：“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还曾说过，《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祝福》所关注、描写的祥林嫂，正是饱受社会凉薄的不幸的女人，其用意即为，通过祥林嫂一生的不幸遭遇，反映旧时代社底层妇女的共同命运。    

2.历史背景不同   

《阿Q正传》把阿Q的命运变迁，乃至生死存亡，与社会历史的大变动——辛亥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多处点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对阿Q的影响。如，“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1905年清朝政府废除科举考试）“（阿Q想）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革命党”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组织）“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辛亥革命后城市状况），等等。

    《祝福》的时代感，远不如《阿Q正传》，其历史印记是相对模糊的。在《祝福》中，涉及时代或历史的，仅有两处文字，“讲理学的老监生”，和“大骂其新党……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说的都是鲁四老爷。这既是对其身份、地位和思想观念的描写，也是对祥林嫂所处历史背景的交代。

比较而言，《祝福》反映的历史时期（祥林嫂生活的时代），略早于《阿Q正传》，后者表现了辛亥革命引起的城乡变动，这些变动在前者还没有发生。

3.人文环境不同  

《阿Q正传》展现的空间，远比《祝福》广阔。其中，既有乡村——未庄，还有城里（县城），小说以未庄为主，兼写城里。未庄的场景，写到的有赵府、土谷祠 、静修庵等，城里写到的有衙门、牢房、大堂等。《阿Q正传》的人物，有乡绅财主（赵太爷钱太爷），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佣人吴妈，乡村闲人，赤着膊的王胡和穷小子小D，小尼姑和老尼姑，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以及，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审案官，即原把总）、囚犯和衙役，看游街而喝采的人们，等等。阿Q与这些人，发生各种不同的交集与纠葛，其中一些人，合力把阿Q推向刑场。

《祝福》故事的发生地，只限于鲁镇，包括鲁四老爷宅子内外，河边，街上等。（卫老婆子说及的卫家山和贺家墺，不是故事现场。）故事中的人物，除鲁四老爷和四婶外，仅有卫老婆子、祥林嫂婆婆、柳妈和未出场的贺老六等几人，再就是，那些不知姓名的鲁镇人。所有这些人，构成了影响乃至决定祥林嫂命运的人文环境。

以上所举《阿Q正传》与《祝福》之异，既表现了社会、历史的复杂和变化，也彰显了鲁迅小说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 祥林嫂和阿Q    

祥林嫂和阿Q，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文学典型。其不同，可从课文中举几例予以比较：

1.    身世“行状”  

在两人出场时，文本对其姓名（名称）、来历、身份、职业等，均作了明确交代。

对于祥林嫂，故事叙述者“我”，在开始讲述其“半生事迹”时，说道：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这里的“叫她祥林嫂”“卫家山人”“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等，都是重要提示。据此可确定，祥林嫂是贫穷的山村女人，童养媳出身。

关于阿Q，课文开篇就叙其“行状”：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

由此可见，阿Q姓名不详，来历不明（“比你阔的多啦”，不知真是如此，还是自我胡吹），无家可归，无固定职业，等等，应该属于乡间游民。

2.对待他人欺辱 

祥林嫂在鲁镇，阿Q在未庄，都是被众人欺辱的对象，而两人反应不同。先看祥林嫂的有关情节：

“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

     ‘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唉，可惜，白撞了这－下。’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莱，淘米。”

祥林嫂在和柳妈谈话之后，鲁镇人争相挑逗和嘲笑她。而她毫不理睬，应之以“瞪着眼睛”“连头也不回”，乃至“紧闭了嘴唇”“默默的跑街……”，等等：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极度的轻蔑。  

再看阿Q的表现。未庄人经常取笑阿Q，知道他有“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就说是“被儿子打了”。所以，后来每当揪住阿Q辫子的时候，就叫他先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他这样应对：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诸多不同表现，在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等之外，这里显示的是自轻自贱，极度的自轻自贱：自认比畜生还不如，是更低等的昆虫（“虫豸”）。

3.面临暴力伤害  

祥林嫂和阿Q，均曾遭受暴力伤害，两人的态度和应对方式，也明显不同。祥林嫂受到的，是其婆婆的暴力逼嫁：为了强逼她嫁进贺家墺，两次施之以野蛮胁迫。先是绑架回卫家山：

“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样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

接着是绳捆索绑塞进花轿，抬到贺老六家，强迫拜堂：

“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

    可见，对于婆婆的暴力逼迫，祥林嫂从“哭喊”开始，继而反抗到底，以死明志，也借此粉碎婆婆的如意算盘。再看阿Q，如何对待所受躯体伤害——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蹋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这里，阿Q先是“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被“拍！拍拍！”之后，再以“祖传的”忘却，而“早已有些高兴了”。这是“精神胜利”的又一种表现：忘却。

对两者的比较，仅举以上三例。概言之，祥林嫂和阿Q，虽然均生活在乡村底层，却属于不同类型的典型。祥林嫂是山村女人的典型，其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强烈的反抗性，对社会压迫，作坚决而持久的抗争，乃鲁迅笔下积极性人物。阿Q是乡间游民的典型，他以“精神胜利法”对待压迫者，其思想和性格被严重扭曲，是一个消极因素占主导成分的形象。

 

三 祥林嫂的“‘国民性’弱点”？  

鲁迅指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他在《阿Q正传》中，以阿Q身上的“坏根性”，显示改革国民性之必要和迫切。同时又以《祝福》，塑造正面典型祥林嫂，表现国民精神和品格的积极方面，作为与阿Q对照的人物。

（一）  唯一正面典型    

在鲁迅小说人物中，祥林嫂是唯一的正面典型。鲁迅以此山村女人的积极性形象，回答了“国民性三问题”中的第一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其积极性表现为： 

1.秉持本性

祥林嫂作为本色山村女人，保有自身秉性，淳朴、善良、勤劳而珍爱生命；她的生活追求（人生目标），就是以真诚、勤奋的劳动，换取最基本的衣食需求，一息尚存，求生不止。她初到鲁四老爷家做短工时：“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祥林嫂所秉持的山村女人本性，在这一细节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显现。

2.维护尊严

如上文引述，祥林嫂对语言（精神）侮辱的拒斥，对暴力伤害的抗争，都是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尽管身份和地位低贱，自尊却不容受半点损害。她的人格意识，是在童年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与她的穷苦人家出身，童养媳经历密不可分：苦难的遭遇和含辛茹苦的生活，养成她坚韧的意志，强烈的自尊。所以，在二十六七岁时（祥林死后），她毅然逃离卫家山，终结受婆婆虐待的命运，开启自谋生路，自己当家作主的生活。随后在鲁四老爷家做佣人，她少言寡语，仅以勤苦的做事取得主人的信任。和祥林嫂形成对照的，是卫老婆子、祥林嫂婆婆两人，她们也是卫家山人，但在四叔、四婶面前，或用花言巧语，或以能说会道，极力逢迎奉承，取悦对方，一副卑躬屈膝相，毫无人格尊严可谈。 

3. 重情重义   

贫穷卑微的祥林嫂，感情世界并不贫乏，相反的，她是一个血肉丰满、爱恨分明的女人。对伤害者，她从不屈服，坚持抗争，这是她的“恨”；对亲人（儿子阿毛和丈夫贺老六）重情重义，这是她的“爱”。有“爱”，所以有“恨”，爱恨分明，相反相成。

据文本情节，祥林嫂的重情重义，在开始时倾诉于言辞，即，在贺老六死于伤寒，阿毛遭了狼之后，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她反复哭诉“我真傻”，述说“我们的阿毛”，表达其丧夫、失子的哀痛，对亲人的深情厚爱。后来，当哭诉遭到鲁镇人的讥讽和嘲笑，她就把这种深情厚爱，深埋在心底。直到5年后遇见“我”，才得机会吐露其情义，发问：“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表明与亲人在阴间团聚的迫切愿望。 

（二）与“‘国民性’弱点”不搭界    

现行《教学教师用书》中《祝福》的“课文解说”，开首一句提示道——《祝福》是鲁迅“呼唤‘改造国民性’的小说力作”。其对祥林嫂典型形象的分析，归结为：“祥林嫂这一生的挣扎与反抗，终究未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这也正是小说着意揭露的‘国民性’弱点。” 此所谓“‘改造国民性’的小说力作”、“‘国民性’弱点”云云，很值得讨论。

据拙文上引鲁迅自述和作品内容，《阿Q正传》堪称“‘改造国民性’的小说力作”，而从《祝福》的创作主旨，以及人物、情节看，其意义并不在于“呼唤‘改造国民性’”。鲁镇人对弱者（祥林嫂）的欺辱，虽为国民“坏根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仅为《祝福》的部分情节，并非全部内容。

关于祥林嫂“‘国民性’弱点”之说，“课文解说”所举实例是：“她被卖到深山成婚，撞向香案，既是保持‘贞节’，也是对强迫婚姻的反抗，维护了人格的尊严”。这里说到“保持‘贞节’”，问题在于：祥林嫂有没有“贞节”观念？回答是否定的。依据之一，包括祥林嫂在内的所有女子，其本性与“贞节”格格不入。正如鲁迅指出的：“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 之二，无论祥林嫂贫穷的母家，或靠打柴为生的婆婆家，都专注于谋生求存，不是讲究礼教（“贞节”）的家庭环境。之三 ，寡妇再嫁的事例，在山里很普遍，很正常，即卫老婆子说的：“我们见得多了”。之四，从行为表现看，如果祥林嫂真有“贞节”观念，她为什么不拼死到底？反而以再嫁的贺老六，为自己的深爱，盼望在阴间和他（以及孩子）重聚？     

 

注释：

   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民文学出版社, 2005：154.

   鲁迅.集外集·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4.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26.

   孙伏园.《孔乙己》，［M］孙氏兄弟谈鲁迅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73.

   温儒敏 总主编. 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 下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203，204.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民文学出版社, 2005：129.

                                                                                                    

    （《语文月刊》202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