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读鲁迅经典作品《祝福》，在参看诸多相关研究文章中，从上海鲁迅研究纪念馆《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9月），查阅到日本学者代田智明的论文：《老妇人的唠叨——〈祝福〉论》（译者李明军，下称“《〈祝福〉论》”）*。读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观点方法，明显不同于既往一些中国学者之论。语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愚以为，此文对于研究《祝福》，颇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题目与称谓  初读《〈祝福〉论》，对其题目用语——“老妇人的唠叨”，就有一种新鲜感。“老妇人”，自然指祥林嫂；“唠叨”，应该是说祥林嫂的反复哭诉。此二词的使用（包括含义）非同一般；“老妇人”的称谓，尤其值得玩味，为什么以此指称祥林嫂？

不妨先做一点回顾：《祝福》问世百年来，评论者是如何称呼祥林嫂（认定其身份）的？大致说来，早期有“女仆”（“我们看到女仆做起事来战战兢兢，连摆筷子都要受拒绝，替女仆着想，她这时心里是如何的难堪！”见景深《鲁迅的〈祝福〉》，1927年）；“乡下女人”（“这一个被压迫被损害的、具有良善灵魂的乡下女人的遭遇与结局，在鲁迅的作品中，是仅次于阿Q”。据许 杰《鲁迅小说讲话》，1951年）；“农村妇女”（“在作者的描绘里，我们看到一个灵魂极其善良的农村妇女——勤劳，自尊，富于母性的爱，具有坚强的忍受力量。”见王西彦《〈祝福〉——一个令人颤栗的回顾》，1951年）等。其后许多年，直至现如今，论者普遍以“劳动”界定身份，称其为“劳动妇女”。（最早，可能起始于何家槐1954年的文章《〈祝福〉》：“这篇小说的主题，是通过祥林嫂这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来解剖旧中国的农村社会。”）

以上几称谓（身份认定）用词，“女仆”“乡下女人”“农村妇女”“劳动妇女”，值得予以比较。其中，“乡下女人”应较为确当。依据是，它契合鲁迅用语：在《鲁迅全集》中，凡涉及女性的，以“女人”之称最为常见（“女人”是社会日常用语），“妇女”一词较少；在小说中，一律称“女人”。比如，《祝福》中的“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药》《离婚》中的“老女人”，等等。“农村妇女”“劳动妇女”二词，不见于鲁迅著作（“劳动妇女”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说到《〈祝福〉论》的“老妇人”之称，可议者三。一，“老妇人”也是鲁迅用词，“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而已集·〈尘影〉题辞》）。二，称祥林嫂为“老妇人”，表现出论者及其论文的独具色彩。按小说文本实际，祥林嫂死时“四十上下”年纪，谈不上“老”，如此称呼，可突出其研读的独异感受：小说对祥林嫂出场时的的描画，“给读者（按，即论者）留下的印象果然就像沦落女巫似的老妇人”。三，解读者给予人物的称谓（身份认定），显示其关注点，与其对人物的评价有密切关系。比如，另一位日本学者以“寡妇”指称祥林嫂：“《祝福》是一个被叫做祥林嫂的寡妇的传记。”即，关注她“丈夫死去，婆婆强迫她再嫁”的遭遇，从而引入其结论：“祥林嫂逃出婆家的原因，还是对‘一女不嫁二夫’这种贞洁观念的忠诚。”（[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祝福与救赎》，人民文学版，1995年）而 “老妇人”之称，强调的是祥林嫂悲惨结局，再由此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论断。  

真知灼见

《〈祝福〉论》的内容，涉及《祝福》的几个重要方面，全文分为“回到故乡的‘我’”“老妇人的来历”“老妇人的绝望”“老妇人和‘我’的对话”“纠葛的‘我’之故事”共五节，各节的论述，均显示其独特感受和认知。其中，最引人注目，即最不同于既往的，是对于祥林嫂的论述。在此略举几例：

1.祥林嫂的“本性”和“欲望”  

解读《祝福》主人公祥林嫂，首要问题是：祥林嫂是什么样的人，她的根本品质是什么？《〈祝福〉论》解读为：“她本性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即，认定“勤劳能干”，是祥林嫂的本性。其依据是，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做工的情节和表现。（即文本中的，“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等）。其讲析文字，有“虽是女工的艰苦工作，但也能窥见他从婆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轻松感。”“这段三个半月的时间，对祥林嫂来说，应该说是充满光明的吧。”等等。

关于祥林嫂的出逃和抗拒再嫁，其解读是：“她想在可能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辈子的朴素、原始的欲望，也可以说是急于寻求最大限度之自由心情的生命力的自然流露。”简言之，祥林嫂的生活“欲望”（生存需求），在于“在可能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辈子”。 因而，“即使是对于不合理、不愿意的再婚，如果生了孩子，生活稳定下来，她也会因在其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场所而能够满足。” “在这里对‘生存’者来说，其相对性有时也是无比宝贵的。”

以上两点，关于“本性”，《〈祝福〉论》将祥林嫂定性为“勤劳能干的人”，相比于“劳动妇女”之说，前者关注其立身处世的品性，这与文本内容一致，也符合鲁迅创作思想；后者着眼于社会（阶级）身份，偏离了作品实际与作者思想。关于“欲望”，即出逃和抗拒再嫁的动机，解读为祥林嫂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辈子”，亦比归结为贞洁观念（“一女不嫁二夫”）、理学法则（“失节事极大”），更符合人物的生活环境（贫穷山村）和命运遭际。

2.祥林嫂的坚强意志

《〈祝福〉论》在论述中，注重祥林嫂非同寻常的意志。如，对于到土地庙捐门槛一事，解读道：“无论这是多么迷信的行为，文本的描写都传达着她坚强的意志。”对其最后与“我”的交集，包括关于灵魂的“三问”：“这里含有那么一点点祥林嫂想要弄清事情原委的意味”， “别具个性的表现了几乎丧失生气的祥林嫂最后的意志。”以及，“在祥林嫂即使面对那种‘死后’的命运也力图抗争的情节中，还描写了前文所述的主人公的生命力和独立的形象”。

此前一些论著有所不同：关于捐门槛和灵魂之“问”，评论的基调多是否定性的。如，一本鲁迅小说专著称，“祥林嫂的捐门槛也同样显示了她的愚昧的一面。她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的权利，仍然只是希望能做稳奴隶” “祥林嫂的希望同样也掺杂着消极的色调” “她仍把希望寄托于迷信”，等等。（范伯群 曾华鹏《鲁迅小说新论·逃、撞、捐、问——对悲剧命运徒劳的挣脱——论〈祝福〉》，人民文学版，1986年）

上述两种不同评论，根本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在特定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下，祥林嫂以所能采取的方式所作抗争？或者说，对身处卑微、命运多舛的祥林嫂，是（按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求全责备与苛责，还是在所谓“消极”“迷信”中，看到其积极的精神内核？

3．祥林嫂的“划时代意义”

《〈祝福〉论》以“具有划时代意义”，评价祥林嫂形象及其意义。如此置评，是过往从未有过的：“我想在这里稍加肯定看待的是，祥林嫂的那种对于生活的欲望或姿态，那种对于人生积极的、坚强的精神以及对于现实的那种微薄的幸福、安定的纯朴感受性。如果把她作为一个民众的形象来理解的话，对鲁迅的小说系谱来说，也是相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这段话，从人生追求（“欲望”）、精神面貌（积极而坚强）、现实感受（享受即使是微薄的幸福）等方面，高度肯定祥林嫂这一民众形象。据其研究，鲁迅笔下的民众，有的属于“在背景中存在的群众”，他们“作为旁观者来注视他人的不幸”；即使作为小说主人公，如单四嫂子（《明天》）、闰土（《故乡》），也属于“被动的、精神萎靡的存在”，而祥林嫂是“带有现实感并能使其具有接近鲜活人物特性的形象”。再者，“《呐喊》前期的悲剧主人公只不过是故事的某种要素、道具”，这些作品对黑暗的暴露和描写，不同于《祝福》，在《祝福》中，“黑暗是作为构造来显现的”，是不可战胜的，“祥林嫂的一生是作为黑暗的构造而存在的”。正是从上述方面，“生动鲜活的祥林嫂”显示出“划时代意义”。

总之，《〈祝福〉论》之于《祝福》及其主人公祥林嫂，只有正面、积极的肯定，而不含负面、消极的评价。这就是它和此前一些论著的最大不同。

对旧说的质疑

阅读《〈祝福〉论》可发现，其对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国学者的论著，多有参考和引列，而在其中显示出一种质疑问难的精神。此精神，对于《祝福》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于经典的准确阐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里举几例。

例一，“太过于刻板”的“封建思想”论

上文已举引，关于祥林嫂的出逃和抗拒再嫁，《〈祝福〉论》的论断是，祥林嫂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辈子”。此论断，是在引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后提出的：

“在中国，关于祥林嫂的反抗，‘反封建的因素和封建思想的因素是杂揉在一起的’解释也应当站得住脚，但这样的解释岂不是太过于刻板了吗？”由此直接阐明，“我认为，无论逃亡还是抵抗，都在于祥林嫂的心情，而不在于儒教理论”。

例二，超越“意识形态的观念”

《〈祝福〉论》对《祝福》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观念”，两次表示异议。一次是谈及祥林嫂在四叔、四婶家做工，就此提出，应“超越作为女工被剥削这例意识形态的观念”（即，不应以剥削与被剥削，看待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而且，祥林嫂实际是以做工为享受，由此获得“从婆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轻松感”。一次是论述祥林嫂再嫁后的满足，“那是生活上的感觉，即使抽象地说与‘封建的意识形态’有关系也没有太大意义。”

例三，关于一种“代表性言说”——“四种封建权力”论

“过去人们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祥林嫂的悲剧性故事是由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封建权力（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压迫造成的，这一代表性言说一般也都被认为是《祝福》中的中心性主题。‘过往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封建的伦理关系是如何置这个两次守寡的善良女人于死地的’”——此处举引，见于《〈祝福〉论》关于“我”的第一节。与上引两例不同的是，对于这一“代表性言说”，《〈祝福〉论》止于举引，未予评论，好像仅作客观介绍，但其所持分明是保留态度，并不认同这种“过去人们一般”的言说。

上举三例，“封建思想”（理学法则）说、“意识形态的观念”和“四种封建权力”论，在过往《祝福》研究中，是长期通行而且影响至今的三个代表性观点，频见于有关论文、著作，包括语文教学参考书。《〈祝福〉论》的质疑，值得人们思考。

最后要说的是，《〈祝福〉论》的解读何以不同于既往？可能的原因在于，其研究不受某种社会理论、思维定式的局限，而着力于对文本的精研细读和深刻领会。独到的论断，来自独特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代田智明（1951—2017），日本汉学家，原东京大学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秘书长。

其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出版有《解读鲁迅——谜一样奇异的小说10篇》（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书中篇什译为中文者，见于《上海鲁迅研究》的还有：《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2011年11月），《试论〈出关〉——对鲁迅知识人观的总结》（2015年1月），《叙述人的位相——有关〈一件小事〉和〈无题〉的略有夸大的备忘录》（2019年4月），以及刊于《绍兴鲁迅研究》的《悖论性的启蒙战略——〈孔乙己〉论》（2020年9月）等，译者均为李明军（《叙述人的位相——有关〈一件小事〉和〈无题〉的略有夸大的备忘录》，系李明军与宫原洋子合译）。

      （本文写作中，承 内蒙古民族大学李明军教授惠示相关资料，谨此志谢。）

                                                          （《上海鲁迅研究》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