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有为先生是我的学兄，相识在北京师大中文系，结缘于1953年秋。

那年10月中旬（学校扩大招生，延迟一个多月开学），我们各自从皖中和皖北出发，搭火车前往京城。在前门车站下了车，经和平门向南，走进位于南新华街的老师大校园。（这处校址当时称“南校”，和“北校”即原辅仁大学校址，以及次年才有的“新校”，即现在的北京师大校址，合起来组成北京师大。）两人同级不同班，因为是安徽老乡而彼此认识，但来往不多。只在听全年级大课时见了，或相遇于饭厅内外、寝室（西斋北楼）楼道时，彼此打个招呼，问一声好。我所知道的是，有为兄年长于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大学长；还知道他是调干生（以干部身份考入大学的学生），原来在省城工作，人生阅历比自己丰富；再就是，他勤奋好学，如，大家都上古典文学课，他则结合读《儒林外史》，在课余写出论文“《〈儒林外史〉中的皖东方言》，等等。像这样“相敬如宾”的接触，大约有两三年时间。

和有为兄真正结成学友兼文友，是因为本系学生创办《谷风》杂志。1956年，人称“双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年，学校当局又号召“向科学进军”。受这种气氛鼓舞，中文系学生在恩师陈秋帆（钟敬文老师的夫人，教我们现代文学），和启功（教我们古典文学）两位先生指导下，筹划编一本自己的学术刊物，刊名取自《诗经》“谷风”一诗而曰《谷风》。每个年级出两个学生组成编委会，作为大四同学的有为兄，被推为主编，并负责编创刊号。组稿时他向我征求文章，正好我和室友黄家榜学兄合作，写有一篇关于词人李煜的论文，经谭丕谟教授审阅而定稿，另有一篇俄语诗译稿（所译为苏联著名诗人苏尔科夫的作品），一起交给有为兄，请他审阅处理。（1957年开年出创刊号，其中《在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中所看到的》，以及《译诗：卓娅（苏联苏尔科夫作）》就是。）

在当时及以后交往中，有为兄见面就称我为“谷 风”，解释说，谷风就是东风，同时吟诵起《谷风》篇的开头诗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又说：“兴云”字“谷 风”，相配极佳，好！自那以后，谷 风成为我的“昵称”，不仅有为兄这样叫我，其他一些关系密切的同学，也这样称呼我，“字号”代替了本名。我被叫谷 风，延续一段时间，到不平凡的1957年春为止。

《谷风》是我们的联系纽带，也是二人的友情见证。世事多变而又难料，历经许多年，我们“度尽劫波”，都活了下来。再见到他时，我把所存的一本《谷风》创刊号，作为忆旧并重聚的纪念物相赠。有为兄一见十分惊讶，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喜不自胜且啧啧称奇，因为他自己没能保存，想不到竟然“母子”相见，物归其主了。

说起来，这本《谷风》还有另一重意义。它也是我和家榜兄的友情结晶，不仅其中印有两人的习作，而且是他和雪仙离开天津，返回印尼时（黄家榜和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夫人蔡雪仙，都是印尼归侨学生，被分配在天津教中学，1974年离津，后来定居香港），留下的这本旧刊。他们走后，同在天津工作的王德厚（后改“得后”）学兄，代为整理二位没带走的东西，发现这本《谷风》。德厚兄看到其中有我们两人的名字，就从天津邮寄给我保存。对我而言，收到它也是一种意外，自己所存《谷风》及其他一些材料，早已成为非常时期（1966年6月）“红小将”抄家的战利品，去向不明。当即在其首页空白处，提笔写了一句话：“此系和家榜兄合作的纪念物，保留下曾经谭丕谟师审阅的第一篇论文习作，故弥足珍贵。”钤上名章，还有我保存的“知难”“而进”二人斋印，成为对昔日共同生活、学习和合作的纪念珍品。

这本经劫难洗礼的《谷风》，见证过风云变幻，经几位老友转手，沿北京—天津—阜阳—合肥递送，而终于保存下来，真可称奇迹。结果呢，它又回到了出生地：北京师大。原因是，在纪念母校百年华诞时，有为兄把它捐给校友会，成为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物。我赞赏此举，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就当年主编、作者和同学而言，应该没有什么遗憾。那本《谷风》的封面、目录等页的书影，包括我的题词、钤印在内，被印在1957届学友纪念图册《青春 友情 人生》中，健在的老友，已故学友们的后人，都可以打开图册，重温或欣赏到它。

人到暮年，常常思念故人。远在南国的家榜兄，早已于近20年前（2003年秋）离我而去，其时，我和已定居首都多年的德厚兄相约，分别从京、皖两地出发，赴港送他远行。如今，有为兄也走了，顾念自身躯体，已不克与大学长作最后告别。遥望南天，怅然者久之。

                                         2022年春，写于阜阳一隅。

王贤友主编：《许有为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