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句：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

【臣光曰77读文】

原文：为人臣，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官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至于微贱之臣，巡徼之隶，谋议不预，号令不及，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乃复贵其不能扈从，不亦难哉！六等议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资治通鉴》第220卷)

译文：身为君主的臣下，既然接受了君王的任命，委身于国家，就应该死心塌地，忠贞不二。而陈希烈等人，有的贵为王侯将相，有的是皇亲国戚，在天下太平之时，没有一个人进言规劝皇帝的过失，挽救国家的危机，只是一味地迎合时势，以图富贵。等到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皇帝远出避难，他们却贪生怕死，顾恋家室，卖身投靠，媚贼称臣，为叛逆安禄山出谋划策，这样无耻的行为，连犬马都不如，为屠夫酤酒商贩之辈所不齿。如果再保全他们的生命，恢复他们的官爵，就会使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得势于天下。而如颜杲卿、张巡这样的忠臣，太平之世被排挤于朝廷之外，居身贱职；天下大乱之时被弃之于孤城之中，最后惨死于敌手。世道为什么会使善人如此不幸，恶人如此幸运，朝廷为什么对待忠义之士是如此刻薄，而对奸邪之徒竟如此宽厚？至于那些地位低贱的小臣，巡逻传令的奴仆，因为没有参预谋划，也没有得到命令，早晨才听说皇帝亲征的诏书，晚上就不知道皇帝的行在，却责备怪罪他们不能护驾，岂不是太苛刻了吗！对于投敌叛变的官吏按照六等定罪，是必要的，唐肃宗又有什么可悔恨的呢！

摘句：“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意思是，为什么会使善人如此不幸而恶人如此幸运，朝廷对待忠义之士如此刻薄而对待奸邪之徒竟如此宽厚呢？

【读后随笔】

司马光的这个评论，提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其意是，世道为什么会使善人如此不幸，而使恶人如此幸运；朝廷为什么对待忠义之士是如此刻薄，而对待奸邪之徒竟如此宽厚呢？此句中，说的是善恶忠奸问题，根由在于昏庸者太昏庸，竟然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由此涉及三种人：好人、恶人和庸人；三种现象：好人不幸、恶人不臭、庸人不公。

唐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一生颇有波折：在初生之日，即险遭不测；幼年、少年时代，又耳闻目睹了皇宫内院的纷争与倾轧；成年之后，他眼见大唐帝国由繁荣转向衰落。安史之乱的混乱政局，给他个人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在他七年的帝王生涯中，虽没有彻底消灭安史的势力，但总算在危难时刻支撑起了唐朝这个破烂摊子。然而，肃宗在位期间，犯了许多严重的过失。特别是在对待善恶忠奸问题上，犯了失公失德的过失，无法对后宫、宦官势力的膨胀进行限制，反倒给安史之乱后的重建留下了难消的隐患，这是肃宗个人的不幸，也是大唐帝国的悲哀。

好人不幸，指的是张巡等人。张巡(708-757)，字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代名臣良将。他一生忠心为国效力，可是太平之世被排挤于朝廷之外，居身贱职；天下大乱时被弃之于孤城之中，浴血抗敌，无人救援，最后惨死于敌手。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十三万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许远等数千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斩敌将数百名，杀叛军十二万，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了江淮地区，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对于为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奇功的张巡，也是一位忠臣，唐肃宗却无半点宽厚之意。

恶人不臭，指的是陈希烈等人。陈希烈(?-公元758年)，宋州(今河南商丘)人，唐朝宰相。他身为宰相，可在天下太平之时，不思国家安危，一味迎合奉承，以图个人富贵；当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时，却贪生怕死，卖身投靠，媚贼称臣，还为安禄山的叛逆出谋献策，是一位十足的奸佞。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郭子仪收复两京，陈希烈等降臣三百余人素服待罪，被押送长安。唐肃宗采纳李岘的建议，将他们分为六等定罪，分别予以斩首、赐自尽、杖一百、流放、贬官。陈希烈论罪当斩，但唐肃宗念其曾受玄宗宠信，特减免一等，免除死罪，当得知陈希烈等人被杀后，居然悔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