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十读文】

原文：甲寅，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味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艰难，失之於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於富贵，祸乱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资治通鉴》第195卷）

译文：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甲寅（初九），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说：“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打江山，出生入死，所以更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而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更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为过去的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位慎重对待。”玄龄等人行礼道：“陛下说这一番话，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呀。”

简况：唐太宗贞观年，从公元627年至649年，共历23年。在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历史上称之“贞观之治”。以上，是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的一幕。说的是创业与守成的问题。创业难，守成亦难。守成是创业的继续，而不是安逸的开始，“骄奢生於富贵，祸乱生於所忽”。唐太宗李世民切身体验到这一点，所以在守成中开创出贞观盛世局面。

【读后随笔】

唐太宗李世民是“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在他的统治下，唐朝君臣齐心协力，励精图治，才促成了盛世局面，创造了辉煌业绩。后人描述说：“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第192卷）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能够出现如此盛平的景象，实属罕见。不过，看看唐太宗的治国强国理念和实践，确有独到之处，确实值得称道。

民主治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以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实际上已成为唐太宗坚持民主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帝王治理国家不能凭一人之力、一人之智，要和其他人共同理政，同守政权。为了达到兼听博采、民主治国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告舍人要各述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民才兴国。唐太宗特别重视人才和善于用人。为求贤纳才，他增设科举考试的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还要求大臣们注意选拔人才，做到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因此不拘关系的亲疏和资格深浅，广招贤才。他任用原东宫旧属魏徵、韦挺等人，不记旧怨；又任用出身寒微的人，如提拔农民出身的士兵薛仁贵为将军。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十一月十八日，朝廷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执意推辞，说：“我忝列外戚，天下人说陛下循私情。”太宗不允许，说：“我根据官职来选择人，惟才是举。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亲属也不使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才能，即使过去有仇也不弃置，魏徵等人就是如此。今日推举你为司空，并不是循私情。”唐太宗用人能够舍短取长，知人善任。大臣房玄龄不善于理狱而长于谋略，杜如晦短于处理琐事而长于临机决断，太宗使他们各得其所，人称“房谋杜断”。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和直谏是历史上少见的良好政治风气。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大臣们大多能直言极谏。魏徵就以犯颜直谏而名垂青史。他向太宗迸谏二百多件事情，常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太宗曾准备征发不满18岁的中男当兵，敕令已下，魏徵就是不肯签署。太宗大怒，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认为太宗不讲信用，不按制度规定的年龄征兵。太宗被说服，还赐他一个金瓮。魏徵病逝后，太宗痛感失去了一面知得失的镜子。

民本固国。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凋敝，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流失严重。面对百废待举的情况，唐太宗治国从根本抓起，认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是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为了解决民众的衣食问题，唐太宗积极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改进隋代的仓储制度，在京师设太仓，各州县建立社仓和常平仓，储粮备荒；为发展生产，还奖励婚嫁生育、兴修水利工程等。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此时的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此后，用了不到十年工夫，彻底改变了唐初的残破面貌，全国上下“人人丰衣足食，家家马牛布野”，百姓无不喜笑颜开。尽管如此，唐太宗仍然坚持民本的思路不动摇，一切发展生产的政策不作任何改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劳扰百姓。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折腾老百姓的事太多了，干扰农业生产的事太多了，受苦最深的还是老百姓。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十七日，太宗指着殿宇对身边的大臣说：“治理天下如同建造这些房屋，营造建成之后，不要多次改变移动；假如换一根椽，或一片瓦，造成基础动摇，必然有所损害。如果贪慕新奇，屡变法度，不恒守固有的道德，劳扰百姓之处实在太多。”

民外示国。贞观时期，唐太宗加强对外交往，展示大唐形象。他在对外上采取了许多积极而友好的政策，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与多达70多个国家交往。大批外商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到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在那里通婚、长期居住；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入中国；佛教、回教、摩尼教等宗教允许在中国传播，佛教经典传入后，还允许译成汉文。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汉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曾派遣第一批使者到唐学习，以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不断到来，人数也越来越多。盛唐王朝当时在国际上声誉很高，中国使者、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乃至世界。“唐家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统称，直到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内还留有“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