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摘读】

原文：（魏主至统万）夏兵为两翼，鼓噪追之，行五六里，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冥。宦官赵倪，颇晓方术，言于魏主曰：“今风雨从贼上来，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骑为左右队以掎之。魏主马蹶而坠，几为夏兵所获；拓拔齐以身捍蔽，决死力战，夏兵乃退。魏主腾马得上，刺夏尚书斛黎文，杀之，又杀骑兵十余人，身中流矢，奋击不辍，夏众大溃。（《资治通鉴》第120卷）

译文：（北魏国主拓跋涛抵达统万）夏国军队兵分两路，左右追杀包抄，喊声震天。北魏军队跑了五六里，此时东南方向风雨大作，呼啸而来，沙尘满天，一片昏暗。宦官赵倪知道不少鬼神法术，告诉拓拔焘说：“现在风雨从敌人的方向袭来，我们逆风作战，敌人顺风用兵，表明天神并不保佑我们。并且将士们也是又饿又累，请陛下收兵撤退，等以后有机会再战。”北魏太常崔浩斥责他说：“这算什么话？我们不远千里而来，自有我们的办法，哪里不到一天就乱了方寸。敌人只知道冒然追击，已经失掉了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正利于我埋伏部队，分头出击，给他们以突然痛击。刮风虽然有方向，但关键在于人怎么利用，谁说逆风就一定不利！”拓拔焘大声赞叹道：“好！”于是将骑兵分作左右两队，使之能彼此呼应。拓拔焘突然因坐骑意外失足，摔下地去，险些被夏国的士兵活捉了。幸亏拓拔齐用自己的身体拼死掩护，奋勇血战，才击退了夏国围上来的士兵。拓拔焘得以翻身跃上马背，举起武器刺向夏国尚书斛黎文，杀死他之后，又先后消灭了十几个夏国骑兵。在被流箭射中的情况下，依然杀敌不止，夏国的军队终于大败而逃。

公元427年，北魏军在进攻统万（今陕西靖边县境）中，夏国军队兵分两路追杀北魏军。北魏军跑了五、六里时，风雨大作，一片昏暗。宦官告诉北魏王拓跋焘逆风作战不吉利。北魏太常崔浩斥责宦官，并回击说：“风道在人！”谁说逆风就一定不吉利。拓跋焘听了太常崔浩的话，领兵激战，终于打败了处于顺风的夏国军队。

【兵法浅析】

这个战例说明，带兵打仗也要破除迷信，不要把作战取胜的基点放在一种超自然的鬼神上，而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人在自然中，不是奴仆，而是主人，不应无所作为，而要有所作为。

军事先哲孙武在兵法中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要事先掌握敌情，不可取决于鬼神迷信，不可以用过去相似的事做类比，也不可以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做推测的依据，一定要取决于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敌情。

同样的道理，判断战争胜负，不完全取决于是不是逆风，不可乞求于鬼神，而要取决于人。在一定条件下，人能胜风，也能在逆风中打胜仗。就是说，战场上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

【读后随笔】

自古以来，大凡贤臣名将都强调发挥人的作用，坚持 “必取于人”的观点。“风道在人”的看法，实际上是“必取于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从基本点上说，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自然现象的驾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的认识态度和使用方法。在今天的战场上，卜筮占验的人不会绝迹；遇到神奇的自然现象，而长叹“天不助也”的事也会存在。对于这样的人和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唯物论、缺少辩证法。凡是有作为的军事家，总是面对现实，尊重客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未来的战场上，虽然是高度信息技术化了，但恶劣天候仍会对参战者造成心理上、行动上的影响，仍然需要有人的坚强的意志，主动化解不利因素，自觉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去夺取战斗的胜利。高技术，是人去掌握运用的，但决不可以取代人的一切。在伊拉克战争中，开战头几天，伊南部刮起强大的沙尘暴，能见度在500米以内，一些美军士兵不仅吃不好睡不好，而且耳鼻嘴眼都渗入了沙子；一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损伤。也曾有人怀疑这是不是“天不助人”。后来，在美军战地指挥官的安抚下，才度过了难关。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未来的战场上，不仅需要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也需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文化。从古代的逆风之战说开去，在未来的作战中，也不可能只有“顺风”，没有“逆风”，两种情况都有才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正确思想文化作指导，一旦遇到“逆风”，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了，加之封建迷信文化的渗透，即便手中握有高技术武器，也只能在“逆风”面前低头认输了。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古人称之为“天意”。人，要尊重自然，但不是消极被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造和战胜自然。常言道：“人定胜天。”就是这个道理。

求神问天、卜筮占验，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映。这种文化将“天”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讲究“天人合一”。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敬畏的是“天意”，一切应按“天意”行事。所谓“天人合一”：从形体上说，天有四维，人有四肢；天有日月，人有二目。从感情上说，天有阴晴，人有喜哀；天有雷电，人有怒怨。从规律上说，天有运行规律，人有生活准则；天有春生秋衰，人有春种秋收。这种封建文化反映到军事上，常常是以“天”论战、成败在“天”，失败了以“天不助我”来解脱与安慰自己；胜利了则以“天助我也”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如果是这种思想文化占领了军事阵地，怎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呢？

“必取于人”，是对求神问天、卜筮占验的种种非理性东西的否定。不论是治国，还是作战，要坚持不依于“天命”、不系于鬼神而重人事的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要说现代，就是在我国古代，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贞观二年，太宗寝殿的大槐树上，飞来了稀有的白鹊，筑了一只形如腰鼓的鸟巢。有人认为是祥瑞的象征，纷纷道贺。太宗却严肃地说：“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并叫人将鹊巢捣毁。当时各地官员经常以祥瑞事，上表庆贺，太宗深感要治好一个国家，得依靠人的努力，而不是神的佑助。他对臣下说：“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反之，“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认得万姓之欢心……此是大祥瑞也。”为此，他特下令以后诸州如有所谓祥瑞都不必申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