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摘读】

原文：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操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操而不识，问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操而追黄马者。操突火而出，至营，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资治通鉴》第61卷）

译文：濮阳县的大姓田氏为吕布实行反间计，假意做曹操的内应。曹操得以进入濮阳城后，纵火焚烧所经过的东门，表示自己不再退回。及至与吕布交战，曹军大败，吕布部下的骑士捉到曹操而不认识，问道：“曹操在哪里？”曹操说：“骑黄马逃走的那人，就是曹操。”吕布的骑士就放开曹操，而去追那骑黄马的人。曹操从大火中突围而出，回到营中，亲自慰问军士，命令军中赶快制作攻城用的器械。随即进军，再次攻击濮阳。他与吕布相持一百余天，发生蝗灾，百姓饥馑，吕布的存粮也已吃尽，两军各自撤退。

公元194年，曹操中了吕布的反间计，误入濮阳城（今河南濮阳境），他企图闯出城门，却被吕布部下捉住。由于大家都不认识曹操，有人问：“曹操在哪里？”曹操说：“骑黄马逃走的人即是。”吕布的骑士便放开曹操，而去追赶骑黄马的人。曹操趁机突围而逃回了自己的营中。

【兵法浅析】

曹操在濮阳之战中，险些丢了性命。由于他看到自己处于有害境地，于是急中生智，采用了嫁祸于人的应变术，才得以摆脱害局。嫁祸于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祸患推给别人，而自己则乘机避免了祸患。在军事谋略上，属于“杂于利害”。

《孙子兵法·九变篇》：“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就是说，聪明的将帅遇到情况之后，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防止不利，把事情办好；在有害的情况下想到有利，设法化解祸患。

战场上的一举一动，莫不与利害息息相关，平时要想到利害，战时才有办法处置利害，尤其是紧急关头，才有可能“急”出高招。曹操不愧是一个善待利害关系的军事专家，当他面临险境时，立刻由“害”想到了“利”，以嫁祸于人的办法，使自己化“害”为“利”、化险为夷。

“杂于利害”，是军事指挥者必须分析、权衡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利与害的统一体，必须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军事上的“杂于利害”，就是在有利条件下，要看到不利因素；在不利情况下，要善于发现有利因素，防止考虑问题时出现片面性。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利与害的互变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读后随笔】

在濮阳之战中，曹操用嫁祸于人的手法，坑害别人，趋利于已，得以逃生。运用此种应变术，似乎有不人道之嫌。其实，从“杂于利害”的军事意义上说，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战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拼杀，指挥员考虑问题总要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当祸害降临在面前的时候，不可能发扬“风格”，把祸留给自己，理所当然地要想办法转移祸害。应该说，“杂于利害”、嫁祸于人，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而往往在军事斗争中经常出现、反复运用。

在未来战争中，当祸害降临之时，能否及时化解，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时期的战争，不论它怎么发展变化，都会存在着害与利两大要素。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军事指挥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善于化害为利。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其双方也都是千方百计地把“利”留给自己，将“害”转嫁于对方的。谁要是幻想因为科技进步了，所以敌手就会在战场上放弃自己的利益，把祸害留给自己，那将要犯极大的错误。战争指挥员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利与害的关系，不能不知利，不知利就不能利用它；不能不知害，不知害就不能预防它。知利知害，才能趋利避害。

趋利避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般地说，祸害危机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对于那些具有必然性的祸害危机，要想化解它，就更不容易，绝非像曹操挥之而去那样简单，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有可能实现。历史上有许多谋略之士，在选择除害策略上就费尽了艰辛，有时因此而处于无所适从状态。《战国策·秦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三国攻秦，入函谷。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王召公子池而问焉，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惜也！吾爱三城而不讲。此又不讲之悔也。’王曰：‘钧吾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寡人决讲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兵乃退。”要三国退兵必割三城，不割三城则咸阳危，这就是秦王迟疑不决、左右为难、不好选择之根本所在。它说明，在化解祸害危机中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高技术条件下，对战争中的利与害判断，尤其是对化解有害现象，更要下功夫、想高招。

未来战争中的化害为利，要力求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及时有效地选择“可解”的措施和办法。迟疑不决，患得患失，就会坐失良机，使本来“可解”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相反，有了“可解”的办法，一些原本容易产生危机的问题，却能得到较好的化解。在我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中，当时孤立于华北的傅作义举棋不定，会出现几种可能：或者率部接受和谈，或者海运南逃，或者与我军决一死战。我军指挥员细致地分析了当时形势，及时采取措施，多方派人做争取工作，很快化解了战争危机，使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实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目的。未来战争中要很好地吸取这些历史经验，做好趋利避害、化害为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