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東婁山王家後人多自稱“先祖從山西小興州遷来，於明嘉靖年間遷於東婁山”，并演繹出“小興州即今山西興縣”。但此說法迄今無确切依据。

据王法禮於1989年带回的《家譜》手抄残本，稱“王氏之祖先世居山西小興州（小興州在山西何縣已不可考，或云在山東也没法証實），一世祖峯公始遷於易縣婁山村（约在明嘉靖年間）”。可见，原家譜的编纂人，并未确定小興州就在山西、就是今興縣，也未考証出王峯以前的先祖情况。

21世紀初，王家外戚后裔在東婁山找到原在祠堂里的石碑。其中“本支百世”残碑明确記述：“溯前明永樂初年---，始祖亦於永樂三年遷居易縣之東婁山村---十世祖諱峯、九世祖諱嘉賓、八世祖諱良翰---”这通碑文系王仲倫（篪軒、老池）所撰，世系采用上溯方法，故稱王峯為十世祖，稱嘉賓為九世祖，稱良翰為八世祖，与後来家譜中的排序不同。

据此碑文，可知王氏先祖在明永樂三年（1405年）即遷到東婁山，比王峯遷到東婁山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要早約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年，即至少三至四代，只是那幾代的名諱已不可考，故後来只能以王峯為一世祖。

今保定市（易縣属之）有七十馀個移民村，其居民均自稱明代初年来自“山西小興州”，或“山西洪洞小興州”，或“小行舟（疑為小興州的转音）”。据有關史料，山西興州（今山西吕梁市興縣），於明洪武二年降為縣，属太原府岢嵐州。同时期，明朝改元大都路為北平府，保定縣曾属之；改元保定路為保定府。

史料記載：

明洪武年間從山西大規模向北平、保定一带移民，以彌补多年戰亂造成的人口損失。移民主要来自太原、平陽（今臨汾）二府和澤（今晋城）、潞（今長治）、遼（今左權）、沁（今沁縣）、汾（今汾陽一带）五州，先在平陽府洪洞縣大槐樹集合然後出发，因此移民都自稱“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樹”

明洪武年間，还從“山後”，即燕山以北的媯川（今延慶一带）、宜興（今灤平縣興州村，一说興洲村一带）、興（今承德市灤河镇一带，一说今隆化縣隆化镇一带）、雲（今赤城縣雲州一带）等州向北平一带移民。其中興州俗稱“大興州”，宜興州“以舊有興州，故俗稱此為小興州”。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小興州设宜興守禦千户所。次年改衛，设左、右、中、前、后五衛。

至明永樂年間，为进一步鞏固、發展北京地区的社會、经济，确保京城安全，先後抽調“山後”27个衛所的将士約5万人到北京附近屯垦戍守。同时，從“山後”大規模地移民到顺天府（北京在其範圍内）、保定府（易縣属之），总數达数十萬之多。涉及到張、王、李、劉、梁、孫、崔、鄧、杜、魏、邢、徐等数十个姓氏。明永樂年間，还継續從山西二府五州向北京一带移民。

既然明洪武年間和永樂年間都分别從山西和“山後”移民到北平（北京、顺天府）和保定府等地，有何区别？有學者考証後認為，自稱明洪武年間的“小興州”移民村主要来自山西興州的民籍人口，而自稱明永樂年間的“小興州”移民村主要来自“山後”小興州的军籍人口。（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2期，魏隽如《明代移民保定的小興州人為何自称来自山西或洪洞縣》）理由是：

1.經過明永樂的“靖難之役”，保定府一带又出现了大片無人區，僅留下少數明洪武年間的移民村。其中，自稱来自“山西小興州”的當属来自山西興州。因為山西興州當時隶属於太原府，而且同時期来自“山後”小興州的民籍移民毋须自稱来自“山西”。至於加“小”字，則是因為後来与来自“山後”小興州的移民相融合。

2.經過明洪武年間后期的户籍整理和村屯整治，明洪武年間遷到保定府的移民村後来很難看到痕迹。凡有記載的，大都為明永樂年間遷来的人口。其中自稱来自“山西小興州”的移民村，主要是来自“山後”小興州的軍人及家属。至於為何冠以“山西”或“山西洪洞”，则是因为他们在编入“山後小興州”军籍之前，属于山西調来的民籍人口。

3.当然也有學者認為“山西小興州”与山西興州完全無關。因為明初因山西興州人口不足萬人才降為縣，不可能再外遷居民。而且明初的“小興州”只是“山後”宜興州一个地方的俗稱，山西興縣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小興州”的稱谓。因此，“山後”小興州才是明永樂年間保定府各縣移民的“根”（見“燕趙都市网”2014年3月21日王少堂《保定明代“興州”移民之謎》）

依据上述史料和考証来審視，王氏先祖既然是明永樂年間遷到東婁山，極可能来自“山後”小興州，即宜興州（今河北省灤平縣），而不是来自“山西小興州”。至于再早是否從山西調到小興州，只能說有这种可能，但需要进一步考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