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城的老房子

此文发表于8月9日《科尔沁都市报》B6版

铁路一通，百业俱兴。通辽镇开埠，经过几年建设，起色并不大。虽然街上已由百十家商铺买卖，但资本都不算大，大多数是经营布匹百货，土产日杂，或是收购皮张、粮食的货栈。此外还有几处饭棚，大车店之类。

当时制约通辽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不便。西、北有西辽河阻隔，南有沙坨子当道，通往外边的只有一条古驿道。交通工具更是简陋，主力是“花轱辘车”即木轮大车，轮子上包上铁瓦还是后来的事，再有，就是蒙古人的勒勒车。但通辽毕竟已经是较大的物资集散地，大宗的粮食、农副产品、皮张、中草药都要外运。据《通辽县志》记载：1919年2月，“为开通河运，通辽县会同达旗王公决议试办辽清河运。航线由辽源县河码头到通辽县南海猞猁、通辽北门外鄂包两码头”。所谓“鄂包”就是敖包，当时在北门外有一座蒙古敖包，位于现西拉木伦大街科尔沁宾馆一带。过了敖包，往北不远就是西辽河。

木船装载上货物，往东可达郑家屯，再由郑家屯运往奉天、营口等地。但航运毕竟受季节、洪水等限制，且运输能力有限。

真正让通辽打起精神，一跃成为东盟重镇的，是四洮铁路通辽支线即将修建的消息。

关于郑家屯至通辽铁路，老通辽人有一个说法，说这条铁路和通辽电灯厂都是吴大舌头，即吴俊生投资修建。甚至甚至连老《通辽县志》也是这样记载。县志说：本年（920年）吴俊生修筑郑通铁路（郑家屯至通辽），全长114.5公里。民国四十一年正式通车。

这是天大的错误。通辽电灯厂是吴俊生投资修建有案可查，四洮铁路郑通支线是国有铁路，更是有根有据。

四洮铁路是1913年袁世凯为取得日本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而向日本出卖的“满蒙五路”之一。建设资金则是向日本借款、日本人监工修建。1921年建成郑家屯至通辽长114公里的支线。日本人《小池部领事致幡公使电》中，写有这条铁路开工时间：“四月一日（1921年）于郑家屯车站由四洮铁路局长等日中主要职员列席，举行了郑家屯至白音太来间延长工程的开工典礼，当日开始土木工程”。当年10月，支线修到通辽，1922年1月1日投入运营。当时的站舍非常简陋，只有５间青砖尖顶瓦房的站舍，１个１５０米长的土站台。通辽的另一条铁路——北宁铁路打虎山（大虎山）至通辽支线的修建，则是从1921年开始，几经周折，一直到1927年10月才修到通辽。因两条铁路归属不同，并未合拢，而是另建一座火车站。这样，通辽镇有了南北两个车站。两条铁路接通，是在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及东部蒙古之后。这是后话。

在四洮铁路通辽支线准备修建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多商人、军阀、政客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投资发财的好机会，唯恐落在人后，便纷纷到通辽买地建房，开商号，开烟馆、开妓院，建烧锅，建学校。一时间，通辽城高大的砖瓦房，乃至楼房充塞街道两旁，也有不少商人在城里择地建住宅，马道尹府、黄家大院、付明哲等豪宅先后建成。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一日通辽县政府农业科撰写的《城市建设总结》记载：“以吴长麟堂（大军阀吴俊生房地产管理机构名称）为首之军阀、官僚房产为最多，几乎占全城面积五分之一以上，占现在调查完了公有房产之半数。其它也大部集中在通辽八大家手中……”。城市如此，农村土地也不例外。根据1939年调查数字，全县共有耕地十万垧，其中地主（按：含军阀。政客）占有九万垧。

说起在通辽购买土地，修建房屋，投资经商的人，不仅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军政界要人，也有满清遗老、和腰缠万贯的大贾：

在所有在通辽投资的人里，吴俊生算得上是头一位。他在巴林爱新荒开始丈放之时，任东三省后路巡防队统领，曾派军队前来保护。后来成为奉系军阀主要将领，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他在科尔沁草原攫取大片土地，在通辽拥有大量土地房屋，修建电灯厂、火磨厂，以他儿子的名义设“吴长麟堂”管理产业。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张作霖作为达尔罕亲王的儿女亲家，在达尔罕草原鼓动放荒，趁机套购土地无数。在通辽建有“三畲堂”，在城里建有修械所等。

马龙潭，奉系将领，授中将衔。既有报国之心，又有豪侠之举，常驻四平，在通辽设“马溪水堂”管理产业，并建有马道尹府，资助清真寺全部砖瓦木料，并题写“亘古清真”匾额传世。

富明哲，通辽设置局局长，第一任通辽县县长，后因私自将土地卖给日本人被撤职。

黄仕福，曾任蒙务局局长、呼伦兵备道。巴林爱新荒荒务总办，蒙古宣抚使。

日伪退役少将刘居正，专搞“三产”，在城内建澡堂子、建戏楼、建妓院。

小街基一带则是刘振亭的产业，在赚了钱之后，将原来的土房推倒，建起青砖房，解放后最后扒掉的一栋砖房就是他兴建的天庆东烧锅原址。

……

但不论怎样说，正是这些财阀、军政要人的大量投资，才使通辽城面貌一新。用于经商和居住的房产遍布城内。其中，“吴长麟堂”名下房屋1.449间，现和平路西侧的大瓦房就是吴俊生修建；“马溪水堂”在南市场一带修建房屋457间；“陈兆林堂”在中心大街北市场北侧建房59间；通辽设治局设置委员、通辽县第一任县长富明哲在交通路建起南起南大街（明仁大街），北到北大街（永清大街）两侧房屋；国会议员战涤臣修建南大街路南和平路至民主路一带房屋。包连喜修建中大街（中心大街）北市场东侧一带483间房屋；刘居正在新开胡同、北市场路西、老火车站路东等地共362间房屋；敖聚丰修建了南市场、新开胡同中心大街以北、永清大街以南241间房屋；南市场东至和平路一带196间房屋是柴佐清所建；现明仁小学以北至明仁大街一带，有118间房屋为梁献州所建。辽阳籍政客孙其昌在南大街中段（民主路西侧）建立了汇昌信商行，巴林爱新荒务局总办黄仕福在北大街西段路北(现新兴大街)兴建了民居及店铺，称为黄家大院，

在这些房屋中，唯一一座二层建筑，是陈兆麟所建的一栋二层楼房，名为“万育和药堂”。这座楼房坐落在中大街（中心大街），北市场北口西侧路北。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建筑，门面十间，全部用水泥抹面，楼上有女儿墙。内部装有木楼梯，木地板。

与此同时，小街基与“官镇”之间已逐渐由后来的回民盖起民宅，但由于没有规划限制，除临街房屋较整齐，其他民房毫无章法可循。刘振亭的小街基也“鸟枪换炮”，建起店铺、粮米加工厂、烧锅，不少土房也换成青砖房。至今，小街基房舍早已荡然无存，所幸有心人拍下一张即将倒塌的青砖房，算是民国时期房屋的图证。

1918年通辽镇由设置局升为设治委员会，1920年又设立了通辽县。使通辽成为蒙东重镇，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农业的发展，刺激了城市的繁荣。这一时期另一件大事，就是一直使用“洋油灯”、“洋蜡”照明的通辽城，第一次有了电灯。1923年5月，军阀吴俊生投资六十五万元（银元），买了一台200千瓦的发电机组和两台链式锅炉，成立了“通辽电灯厂长记”。豪门大户、商铺买卖等先后开始使用电灯照明。同时，还在城内第一次安装了路灯。1927年，吴俊生再次投资七十五万元（银元）进口一台美国产西门子500千瓦发电机组，扩建厂房。

自通辽设镇至1931年日军占领通辽，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通辽城已经是街道井然，房屋林立，百业俱兴的塞外重镇。在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里，民不聊生，商业凋敝，城市不但没有发展，反而萎缩。街道两旁只寥寥几座新建二层小楼，作为日为统治机关和税务、邮政、专卖等场所。到1945年光复时，临街原有的商铺房屋十室九空，很多房屋摇摇欲坠，成了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