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出放巴林爱新荒

文/郭浩 孙继辉

    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上，浩浩荡荡的西辽河自西向东奔腾而去，两岸留下了一片平坦而丰腴的土地。放眼望去，阡陌纵横，村庄棋布，街市通衢，高楼林立，一座现代化城市像明珠般镶嵌在西辽河畔。这就是坐落在科尔沁草原上的地级城市——通辽市。

    可曾想到，近百年前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人类繁衍的脚步惊醒了她的沉睡，给曾经单调的荒原带来了现代化的繁荣和喧嚣。通辽——这个名字也带着它特有的概念和含义，随着农耕文明破土的犁铧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

    如今巴林爱新荒这个名字早已成为历史，但正是一百年前的农业垦殖，才使这个叫做巴林爱新荒的地方，在科尔沁草原的发展史上，又谱写下了新的篇章。

    清代初年，满清王朝为了保存东北祖地，实行了封禁政策，同时也对蒙古草原进行了封王划疆，严禁汉人及其它民族进入草原垦殖。但是，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扩张，仍然有大批流民不断涌入东北和科尔沁草原开荒种地，谋取生存之路，荒原私垦随即在北方草原蔓延开来。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在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日俄侵略东北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严重加剧了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朝廷被迫改变了从前的封禁政策。自1860年之后，清政府推行“移民戍边”的政策，陆续开发东北荒地，从此北方草原的农业垦殖便形成燎原之势。

    当时的放垦收入一部分进入国库以弥补帑银不足，另一部分却落入一些军阀政客和王公贵族的私人腰包，成了他们中饱私囊的敛财之道。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卓里克图亲王府开始筹划放垦巴林爱新荒。

    巴林爱新荒在西辽河南岸，隶属卓里克图亲王的封地。

    有清一代，科尔沁部蒙古贵族因在清朝开国时“从龙佐命”而功勋显赫，又因科尔沁部两位公主先后嫁入清宫，为孝庄端皇后和孝庄文皇后，得以荫蔽，科尔沁部深受恩宠，作为外藩蒙古贵族享受着同清朝宗室一样的封爵待遇。崇德元年，即1636年4月13日，科尔沁贝勒宰桑长子乌克善被皇太极敕封为科左中旗第一代卓里克图亲王，诏世袭罔替。“卓里可图”为满语，汉译为“果敢刚毅”。此后卓里可图亲王爵，从清朝崇德元年即1636年至中华民国八年即1919年，在283年间共世袭了十六代。这次巴林爱新荒的出放正是第十五代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一手筹划的。

    1912年4月16日，第十五代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以“清偿债务”、“筹还京债”为理由，呈文请求出放卓里克图亲王牧场。值此民国成立之初，总统袁世凯批准了呈文请求，东北三省都督随即成立了巴林爱新荒务局，并任命候补道员黄仕福为总办。

紧接着，巴林爱新荒务局就拟定了《丈放科尔沁和硕卓里克图亲王所属巴林他拉至爱新庙牧场荒地章程》。

    在章程中明确划定了放荒范围：“东至巴林他拉，西至爱新庙，南至小细河，北至辽河岸。长约五十里，宽三十里，外加辽河北岸胡家园子一带六千六百一十五垧，约有荒地共计六万七千余垧。”

    如果用现在的地标划出这块荒地位置的话，大约是这样：

    东界的巴林他拉，就是现在的通辽市区。

    西界的爱新庙，就是科尔沁区西六方乡幸福村东北角。爱新庙，也叫安辛庙，是卓里克图亲王的家庙，现今已不存在。

    南界是小细河，即现在的教来河下游。教来河发源于内蒙古敖汉旗境内，经奈曼旗八仙筒以下河道变宽，两岸多沙丘和开阔的草甸子，因水流缓慢，泥沙沉积而使河流变清，故下游改称清河。蒙语称尼日郭勒。清河下游到科尔沁区余粮堡镇南瓦房村时河道变窄，水量减少，故称小细河，在科尔沁区哈日干吐注入吐尔基山水库，下泄后在科左中旗王家窝堡村汇入西辽河。教来河下游另一分支洪河发源于奈曼旗治安乡南部，在科左后旗乌兰敖道注入清河，故也是小细河的一部分。这条河道正是巴林爱新荒的南界。

    北界是西辽河，西辽河经开鲁一路向东，到通辽便掉头向北，之后再向东进入吉林省双辽市汇入辽河。巴林爱新荒中心就坐落在西辽河的臂弯处，也就是现在的通辽市区。 

    巴林爱新荒从批文到制定章程、划定范围、行绳出放，进行都很顺利，然而，当放荒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严重地迟滞了放荒的进度，迫使巴林爱新荒的垦务工作进行了五年之久。

    卓里克图亲王的封地，都在科尔沁左翼中旗行政区划境内。当时的旗扎萨克是第十二代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他首先反对放垦巴林爱新荒，并会同本旗贝勒、贝子及其属从壮丁五百多人进行干涉。他认为色图端鲁布亲王财政管理混乱，必须先理清财政，否则不许出放这片荒地。因此双方陷入僵局，放荒工作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色图端鲁布亲王为了打通关节，只好请当时集宁寺（莫力庙）的大喇嘛达尔罕呼图克图色旺诺尔布出面调解。色旺端鲁布亲王1908年承袭第十五代卓里克图亲王前，曾经在孟克召庙当过喇嘛，与达尔罕呼图克图色旺诺尔布大喇嘛私交很深，在承袭爵位时曾得到了他的极力支持。此时集宁寺大喇嘛出面调解此事，自然对色旺端鲁布亲王十分有利。结果也正是这样，这位老活佛以自己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当地百姓中的巨大影响力，最终说服了达尔罕那木济勒色楞亲王和旗下属民，他们答应不再干涉巴林爱新荒出放事宜。

    停顿了三个月之后的放荒工作，于1912年7月25日又重新开始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次使巴林爱新荒的出放陷入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在刚刚成立的巴林爱新荒务局，有个收支员叫刘振亭，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家经营的普裕公司的名义，收买和套购了大段荒地，然后再高价转手倒卖，从中渔利。同时他还和郑家屯的世合当、裕胜当两家公司勾结，用放荒地的土地质押，以一元八角钱小洋抵顶白银一两，然后由两家当铺高价卖出，他再从中分取利润。这种贪婪行径也使他自己感到忐忑不安，为了掩饰其罪恶，他便在社会上公开散布谎言，说巴林爱新荒有人卖没人买，。由于刘振亭的作崇行为，使得巴林爱新荒的丈放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后来，进入放荒后期，开鲁县等地又发生了多起暴乱和匪患，靠近巴林爱新荒西段受到很大影响，再度迟滞了丈放工作的正常进行。直到1917年，消除了诸多纠纷和不良事件的影响后，巴林爱新荒历经五年之久的放荒工作才终于结束。

    巴林爱新荒出放工作结束了，但五年前呈文放荒的初衷却事与愿违，也许这件事情本身就隐藏着一种秘密，只是我们不得而知。比如，当时规定全部收入以两成报效国家，八成归卓王府“偿还债务”；荒地满六年升科，地租为每垧地收中钱六百六十文，按旧例一半归本旗扎萨克，一半归卓王府。然而色旺端鲁布亲王却以卓王府“筹办该荒事物开销颇大”为由，全部独吞了巴林爱新荒地的放荒收入。

    然而不论谁拿了这笔钱，也不论放荒中发生了哪些事件，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记录和评判。但只就这片曾经孕育了渔猎和游牧文明的草原来说，它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终于跨进了农业文明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