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连日读史，札记随感

    汉儒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从哲学命题的意义而言，这一命题是强调道之永恒不变，因为天是不可能变的。由是儒者为道找到了终极的形而上的立足之地。

    自宋明理学，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依然是以天为道的本源。

    封建皇权，皇帝虽贵，也称天子，于是天之子就有必要符合于天，悖天则为大逆，由是皇权在理论上受到了天道的制约。也如是儒者可以倚天而对抗皇权，所谓倚天屠龙罢了。

    理论如是，于是梁山泊自然会高举替天行道之大旗。也自然要在现实中走上一条招安之路。因为，现实中，天子往往就是天本身。天子成了合法性的代表，是正道。而梁山终究是歧路罢了。

    另，自西周始，即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观点。于是合乎天意，也就是要合乎民意。故中国自古就重视民意。惟其重视，所以也才会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吧？对民意的重视在现实中竟然成为了愚民的策略，也算是历史的吊诡吧？

    明儒已然分别亡国与亡天下之不同，盖亡国乃亡一姓之统治，而亡天下，乃亡一民族之文化。故在明儒眼中，国可亡而天下不可亡。说明一点，其时之国之概念，显然非如今之民族国家之概念。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乃是近代的产物，故可以说是一个外来的概念。

    陈寅恪先生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需先有精神之独立，方可谓思想之自由。而此独立精神之安身立命之所在，即是“天道”也。此天道在陈寅恪先生心中，自是中华民族之文化吧？所谓文化神洲系一身不也就是先生的自我期许乎？

    然而，如今之日，似乎更可感叹文化神州系谁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