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事件在笔者看来，其实就是一件普通的社会治安事件，然而因了阎崇年一社会公众人物，二年逾古稀的缘故，因而自然也就成为了一起公共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论者纷纭，比较主流的观点约略可以感慨为，一是无论如何打人都是不对的，二是打人者之所以打人，盖因循正常途径难以展开正常的，文质彬彬的所谓学术交流。

    然而，笔者的疑问是，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学术活动呢？如果其本身即非学术活动，则所谓学术交流又该从何说起呢？

    在笔者看来，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公共演进，以及随之而来的签名售书等一系列活动，恐怕很难说是严格的“学术”活动，而更是“学术”的通俗化、大众化和商业化。

    “学术”是否需要，以及又应该如何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笔者无意赘述，笔者想说的是，“学术”是有其规范和内在要求的，这种内在要求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学术”的专业性。换句话说，无论何种学问，哪一门学科，文学、历史也好，法律、经济也罢，就其能够成其为“学术”的角度而言，必然要求相应的学术规范，如概念定义、研究方法、理论指导，甚至文章撰述本身就有一系列必须严格遵循的惯例和通例。客观而言，也正是这种“规范性”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的小众化、殿堂化，或者说是圈子化。

    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学术”一旦舍弃了这种自身的规范，从而实现了所谓的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之后，其实也就不再是“学术”了，而毋宁说是某种知识的普及、思想的传播、理论的实践等等。

    笔者以为，“学术”是一个领域，而学术的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则是另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之间固然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却不应当混为一体，以学术的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为学术，更有甚至者，竟而因学术之不够通俗、大众，乃指斥、批评学术之阳春白雪、殿堂讲章。这其实是以学术的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而为学术之批评标准，正可谓是对学术彻底的抛弃。

    近年来，商风劲吹，媒体鼓噪，金钱诱惑于前，名利狐媚于后，于是众多所谓的学者纷纷俯下身段，津津乐道于学术之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而究其实，恐怕通俗化与大众化即是商业化的工具，同时亦是用以一遮商业化的幌子罢了。难道其人真的是为了普及学术，传播思想乎？

    学者操学术之通俗化、大众化之业，本无可厚非，其真正善者，亦独具其社会之意义，然而终需先有“学术”，方可论及学术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之积极、正面的社会效益。而现状却是，只有所谓“学术”的通俗化、大众化与商业化，却没有了学术，于是所谓学术的通俗化逐摇身一变成为了学者的媚俗与媚时。

    披着学术的外衣，以媚俗、媚时之行径，换得个人之名利。与如此行事者，谈论什么“学术”，进行“学术”的商榷，盖无异于对牛弹琴罢了。

    也因此，笔者以为，阎崇年被掴一事件，实在扯不到所谓学术的争论，盖此处那竟然是连“学术”都早已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