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扭曲的社会中,“人”的被牺牲是注定的命运
我想这不应该被称为冷漠,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当是绝望。社论《男童夭折,谁该领受羞耻?》说:“面对男童的夭折,以及弥漫在此事背后的社会情境,愤怒或忧伤都显得轻薄。”的确如此。然而,也正如文章结尾所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幼童夭折的羞耻一定要有承担者,可他出离常规的死亡将把哀伤或控诉流布到全社会,我们只能低头聆听。”那么,只能低头聆听的我们除了浅薄的愤怒或者忧伤,又能如何?
我不知道,那位最早接诊的医生,那位让孩子出院的医生此时此刻的心情又会如何?面对一个本不该夭折的幼小的生命,只有自己对自己的无法原谅,才足以为他保留某种做人所不可或缺的良知。然而,难道这位医生不是牺牲品吗?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位被牺牲的医生是否和夭折的孩子一样,共同构成了某种悲剧的象征?
与其说小龙圳的夭折反映了医德的沦丧,倒不如说这一悲剧反映了在一个被扭曲的社会里,“人”是注定会被牺牲的不幸命运。这个“人”绝不仅仅是小龙圳和那位医生,这个“人”同时意味着你和我。
如今,宏观地说,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千疮百孔;微观一些看,医疗机构的生存、运营性质模糊,经营、管理也不无对人道救助的背离。因而具体到医生个人,宏观体制、微观制度、广义的社会压力、狭义的职业压力、病患的道德谴责甚至暴力指斥,在种种压力扭曲之下,其职业尊严早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作为个体的医生,又能选择怎样的职业态度,遵循怎样的职业操守?请让我们在为小龙圳的不幸夭折愤怒或者忧伤的同时,对那位当事医生也投以悲悯的目光吧。田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