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目睹或者聆听到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因而，许多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批评的欲望。我想这不应该被称为冷漠，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当是绝望。
    年仅一岁零九个月的小龙圳的不幸夭折，在我内心深处唤起的就依然是这种绝望。
    南都社论《男童夭折，谁该领受羞耻？》说：“面对男童的夭折，以及弥漫在此事背后的社会情境，愤怒或忧伤都显得轻薄”，的确如此。然而，也正如文章结尾所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幼童夭折的羞耻一定要有承担者，可他出离常规的死亡将把哀伤或控诉流布到全社会，我们只能低头聆听。”那么，只能低头聆听的我们除了浅薄的愤怒或者忧伤，又能如何？
    让自己的思想、情感纠缠在这一起太过沉重的不幸中，其实是对自己的残酷……
    我不知道，那位最早接诊的医生，那位让孩子出院的医生此时此刻的心情又会如何？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他自己是否愿意，他都将会是此次不幸事件最主要的责任承担者。面对一个还太年轻的生命，那本不该夭折的夭折，那位医生或许已经很难在内心深处原谅自己。而也只有自己对自己的无法原谅，才足以为他保留某种做人所不可或缺的良知，才足以使其守住人性最后的无可退却的那一条底线。
    然而，难道这位医生不是牺牲品吗？如果说小龙圳的夭折还可以找到他这位直接责任人，那么作为牺牲品的这位医生，又该，以及又能找谁，也为自己作为牺牲品的命运承担某种责任？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位被牺牲的医生是否和夭折的孩子，共同构成了某种悲剧的象征？
    与其说小龙圳的夭折反映了医德的沦丧，倒不如说这一悲剧反映了，在一个被扭曲的社会里，“人”是注定会被牺牲的不幸命运。这个“人”绝不仅仅是小龙圳和那位医生，这个“人”同时意味着你和我。
    生命来到这个残酷的世间，就难以避免脆弱的命运。而疾病就是对我们亘古的威胁之一。对抗疾病，除了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对于由人所构成的社会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更为根本的必须保证的，是制度的安排。
    如今，宏观的说，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千疮百孔；微观一些看，医疗机构的生存、运营性质模糊，经营、管理也不无对人道救助的背离。因而具体到医生个人，宏观体制、微观制度、广义的社会压力、狭义的职业压力、病患的道德谴责、甚至暴力指斥，在种种压力扭曲之下，其职业尊严早已被践踏的面目全非。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作为个体的医生，又能选择怎样的职业态度，遵循怎样的职业操守？其救死扶伤的职业自诩和社会寄望，又该去哪里寻找盛开的土壤？
    在中国，事关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医疗卫生事业，其实早已是一艘千苍百孔的破船。在这艘破船彻底沉沦之前，能否找到一条诺亚方舟？这种寻找，仅仅谴责医生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意义而言，请让我们在为小龙圳的不幸夭折愤怒或者忧伤的同时，对那位同样不幸的当事医生也投以悲悯的目光吧，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的愤怒或者忧伤显得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