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而为违法用地主体，是荒唐？亦或还是必然？或者竟是必然会有的荒唐？

    说其荒唐，是因为地方政府竟然有如此高涨的违法积极性；说其必然，是因为有此积极性者非个别之地方政府，而是各地之地方政府。仅从国土资源部最新通报的三起典型案件看，就涉及到了浙江省平湖市、河南省洛阳市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如此普遍开花，似乎很难说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那么这必然性何在呢？在笔者看来，较之于违法收益，违法成本太轻或许就是其所在之一。就从最新通报的三起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涉案公务员所受处分分别为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降级、党内警告等等。仅有两人被行政撤职，一人为洛阳市建设局副局长，另一人为建设局一科长。

    被处理的公务员中，无一人担任地方政府或者是政府某部门的行政正职。为什么？难道是正职没有责任吗？难道正职真的能没有责任吗？

    先抛开这些问题，不妨谈谈违法用地的收益问题。简单说，违法用地收益之一无疑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成绩。当然，或许这其中也会有个别人的不法获益。换句话，违法用地的收益首先是地方的政绩。而地方政绩潜在的、可能的、最大的受益者又是谁呢？笔者以为，这里无论如何都难说是哪一位副职吧？那么，违法用地被查处了，责任却仅由某位副职承担，如此，则所谓责、权、利的统一又体现在何处呢？

    当然，笔者并非意指，凡某地、某部门出现违法问题，就一律问责地方政府，问责正职，而只是想说，地方政府违法，顺带说一句，不仅仅是《土地法》，抛开掌权者个人腐败，谋取私利的因素不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愿望。换句话说，地方政府违法，从利益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为地方和中央，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从违法的动因来讲，则是地方经济发展冲动，或者说是地方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而地方行政分支常常更具有政府实现自身意图的工具意义。因此，查处违法，仅仅惩戒工具，固然不无昭示违法必被惩戒之意义，但倘若说到避免再次违法，其意义或许就很值得怀疑了。

    由是言之，笔者以为，在对具体的违法个案进行严厉查处的同时，是否更应当考虑，该如何问责以有效扼制地方政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冲动？否则再严厉的中央查处恐怕也难免会陷入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