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成都晚报》报道：全国职称英语考试成都某考点考场上，一位考生用《牛津高阶英文字典》夹带手机作弊。

    考试作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一个太过陈旧的话题。可以说，如今是有考试就有作弊。2007年高考结束不久，就有安徽砀山高考舞弊未遂案等发生在高考中的几起有组织的作弊行为被媒体披露。在公众心目中，应当是最为公平，也最为严格的高考也难以摆脱作弊的阴影，由此可见作弊之盛行与猖獗。

    作弊，就一般的道德判断而言，无疑是一种“恶”。然而，当“恶”之花灿烂的盛开时，也许仅仅进行道德的批判就不无苍白，也失之简单。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之“恶”是否必然意味着价值之“恶”？换句话说，作弊是否也可能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价值之“善”？

    评说作弊的一个可能的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的考试都具有同一的性质，如高考，显然无论就其工具意义还是社会意义而言，都远非一般考试可以比较，如全国职称英语考试。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作弊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评说，首先有必要将那作弊放回其发生的考试之中，惟其如此，对作弊的评说方可以避免失之于简单的道德批判。

    这里笔者并非要为“作弊”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的平反，而只是想说明，就具体的某一作弊行为而言，或许在其不道德的背后，在其破坏社会公正的表像背后，恰恰存在着某种对于正面价值的追求和肯定。

    就全国职称英语考试而言，事实上近年来，对其质疑早已不再是个别声音，而取消其的呼吁也不再是个别人偶然的诉求。换句话说，公众对于全国英语职称考试的合理性早已给予了强烈的怀疑，特别是在这一考试所衍生的考试经济愈来愈呈现出赤裸裸的部门利益的真实面貌的情况下，恐怕对这一考试任何形式的抵制和反抗在公众的普遍意识中，便都自然具有了某种事实上的合理性。而在笔者看来，在这一考试中的作弊，无疑具有对其消极抵抗的意义，因此也就具有了某种事实上的合理性。而正是这种合理性使作弊者可以比较轻松的卸去内心的道德枷锁，相反甚至会有某种追求事实合理性的道德自负。

    当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之“恶”在并不美好的现实中，具有了某种追求合理性的工具价值的属性之后，“恶”之花的灿烂盛开也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这个意义而言，如今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笔者将高考除外），作弊之风盛行，与其说是道德的沦丧，莫若说是那考试合理性的丧失。与其说是作弊者对于社会公正的破坏，莫若说是对于社会公正更为本质意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