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发布之后，自然又是引发媒体广泛议论。《南方都市报》更是发表了题为《中央预算屡被侵犯是个政治问题》的社论。
    将审计报告揭示出的种种违纪、违规、违法问题，一言以蔽之的定性为政治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为严厉，也最具有高度的批评。这一批评可以说保持了《南方都市报》社论一向的敢言风格。
    对这“敢言”笔者表示钦佩，但对其所言，笔者却不敢苟同。
    仅就笔者所看到的，国家审计署对审计报告所揭示问题的分析就有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之说，审计部门发现很多问题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行政职能界定不清，对部门行使权力的监督不到位”造成的，很多问题是由于“部门所属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没有完全理顺”、“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所属单位成为消化部门分流人员的重要途径”而引发的。
    客观而言，上述分析，直指现存问题的关键症结，于进一步的疗救，换句话说就是机制、制度的完善，实不无切实可行的路径指导意义。
    反观《南方都市报》社论，将问题归咎于政治问题，未免有些过于宏大，因而也就有失空泛。
    照《社论》的说法，问题之所以是政治问题，是因为“国家的权威因为各种暗度陈仓般的谋划，被挟持并服从于部门利益”，是权力缺乏真正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逻辑的道理，然而，现实中许多问题，归根结蒂，都可以说是权力缺乏真正的约束所造成的，最为明显的如腐败问题。则这些问题又是政治的问题，亦或还是制度或者其他的问题？
    政治问题需要政治的解决，制度问题需要制度的完善。对问题不同的定性，事实上隐含着问题解决思路和路径的不同。这其中的道理相信社论的作者不会不明白。则作者政治问题之定性的言外之意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这篇《社论》无疑反映了一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的改革观，换句话说，就是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政治的总根源，自然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全然取决于政治的解决。先不说这种思路和路径选择的现实的可操作性，仅就其激进色彩，笔者以为就值得商榷。
    如果能够足够的客观，足够的理性，笔者以为就应当承认，对权力的制约远非可以在一天内就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而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法制也不是一天内就可以在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彻底实现。也许，书写历史的时候，除了理想主义和勇敢精神之外，更需要足够的实践中的耐性和韧性。
    客观而言，连续几年的审计风暴无疑已经反映了某种历史的进步。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对问题的揭示也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激进主义立场的批判固然可以彰显对民主、法制的追求，但同时也可能使历史前进的步伐变得更为曲折。鉴于此，面对审计报告所反映的问题，还是不要“政治问题”化的好。改革，应当理性的拒绝毕其功于一役的空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