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应该托媒体的福，少半则应当感谢某些专家学者，近日，有关《三字经》的作者问题，至少在宁波、顺德两地迅速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公众话题。其实也许说是娱乐话题更为准确也未可知。
    在这骤起的《三字经》热中，笔者只是好奇，不知道两地有多少人真的曾经念叨过，或者说是从现在开设念叨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以笔者的愚见，大多数人不念叨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字经》虽然也被冠以一个神圣的“经”字，但其实它原本不过就是一本蒙学读物，约略可以等同于如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或者说是少儿读物。试想，有多少成年人会整天捧着一本小学课本或者少儿读物去啃呢？
    无疑，在当下的《三字经》热中，所热者表面上是作者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则是作为“非遗”的《三字经》最终能够花落谁家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申遗”，显然不会有对《三字经》作者如此的关注和激辨？
    其实，倘若《三字经》的作者问题真成了一个多么大的学术问题或者说是文化问题，那就多少有点讲笑话的意思了。为什么呢？你想今天有谁会关心一本小学教课书的作者或者编者是谁的问题呢？而对这一点古人实在是比今人明白的多，所以虽然据说这《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已是一桩高悬400多年的学术公案，但似乎400多年来真正关心这一问题，并且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证据的学者还真是不多，话说绝对一点，恐怕也就是自今日始吧？清代考据之学风靡，儒门的几本古书可以说被清儒翻来覆去的考证了个遍，似乎也没有谁对《三字经》的作者究竟是谁抱以多大的关心。在笔者看来，清儒的这种冷淡其实恰恰表明了其在文化学术问题上清醒的很。
    清儒很冷淡，今人很热心，是历史的进步，还是今人的闹剧？
    “申遗”是件好事情，笔者又岂敢妄自菲薄？但笔者想说的是，其实无论是从学术史、思想史，还是内涵更为宽泛的文化史的角度而言，《三字经》虽然曾经流行，虽然单论年代似乎也可以算得上历史遗产了，但其价值那实在是有限的很。因此，如果真的有一日《三字经》也成了文明古国文化遗产中的香饽饽，那笔者实在不知道这究竟是说明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是暴露了我们的无知？
    应当明白，《三字经》毕竟是蒙学读物，因此也就注定了其必然是通俗、简单，也不无浅薄的。试问，小学一年级教科书难道也可以说真有多少学术、思想、文化价值？如果《三字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值得并且需要保护、抢救之遗产的意义而言），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是呢？
    笔者无意否认《三字经》曾经的蒙学价值，但何必非“非遗”而不可呢？都“非遗”了也就无所谓“非遗”了。小学课本就是小学课本，难道仅靠年代久远一点，颜色发黄一些，就有资格位列“非遗”之列吗？如此，岂不是“非遗”的泛滥？
    《三字经》也“申遗”，在笔者看来那真是“申遗”的异化。
    最后想说的是，如果真觉得《三字经》是个好东西，那么从现在开始，坐下来，翻开发黄的书页，念叨两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这才是真正对《三字经》的热爱。至于“申遗”，不申也罢。
    唉，只是不知道天天让小孩子背诵“君臣义”是好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