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品评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治学“实则其主张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
    章太炎在其答复柳治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的
信中，也曾夫子自道：“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
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
而诋孔。”
    似章太炎、康有为此种以学术为政治手段的做法，可谓
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研究中的普遍现象。王国维在《论近年
之学术界》一文中曾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然康氏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
上之手段。”
    “谭氏此书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固与南海康氏同
也。”
    “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此等杂志不知
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之目的。”
    “况近数年之留学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
的，其肯研究冷淡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哉？即有其人，
然现在之思想界，未受其戋戋之影响，则又不言而决也。”
    正是这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人文研究之缺乏，使近代以
来，中国的文化运动往往流于一种表面的形式，而究其实质
则依然是一种政治的运动。
    从晚清的“保存国粹”到“五四”前的“整理国故”,
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所言“他们大多
是抱着种族革命的志愿的，同时又都是国粹保存者。......
他们也做过一番整理国故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
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他们
的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
    同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其呈现的历史面貌而言是一场
文化运动。然而从其内在的动因而言，依然是一种“政治的
运动”。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对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倡导力量进行了一番历史的疏证后，结论是“其原先
乃居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
有更浓厚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形格，思想上更倾重于文化价
值的取向，但是，除胡适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政治革命的积
极参与者。”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文化
的而是政治的。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始终缺乏一个真正以人文理念为核
心价值的文化运动，相反所谓的文化运动大都是自晚清以来
所兴起的政治上的反动思潮在文化领域内泛滥的结果。究其
实际仍是现实的变革社会的产物。
    1931年，陈寅恪撰文《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职责》指出：“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传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
    这种无独立学术之现状之根源不能不说是在于以学术为
政治之手段。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言：“未有不视学术为
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而陈寅
恪即真正具有文化的自我意识，能于学术思想上做一种自具
理性价值的研究的学者。
    今天一般称陈寅恪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其一方
面对传统文化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
传统文化之消沉沦丧“终归于不可疗救之疾。”因而难以避
免的产生了情感上的痛苦以及文化选择上的两难处境。
    我认为，倘使说陈寅恪个人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有难以割
舍之情，那也仅限于感情而已。这种割舍之情，并未影响其
文化取向。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倦恋的同时，其文化取向，
学术精神，则是十分“现代”的。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以西方现代化
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视陈寅恪“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
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文化取向为文化保守
主义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分清的是双方之分歧究竟何在。
双方表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激进，一保守的分歧，其实质
是双方在从事学术思想研究时的自我意识不同。一方是政治
的自我意识，而另一方则是文化的自我意识。
    正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不同，使陈寅恪在文化问题上，在
学术思想研究中较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更
为深刻。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大。在其所涉足的学术领域中，
其成就无一不处于同时代的前列，甚至直到今天其研究成果
也是我们所无法视而不见的。
    作为一名纯粹的学人，陈寅恪始终关注的是文化失范下
学术规范的建立。而其毕生的学术研究也正是这一关注的具
体行动。陈寅恪学术研究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某一具体领域
的成就，更在于其创立的新的学术规范。
    陈寅恪的努力“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然
而，在近现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上，陈寅恪始终不占主流。其
命运也只能是“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作为学术大师，陈寅恪固然可以赢得学术界不朽的声名，但却无力扭转时代的走势。这是其个人的不幸，亦或还是时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