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件无论如何都只能算是个体生命的不幸之事件无限放大之后，你是否真的还能够看到那事件背后的客观存在？而如果说无论是郭云还是小任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或者说是由他们用生命写就的极端事件是一出悲剧的话，那么对这极端事件的极端解读或者说是诠释，又是否正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不无片面的残缺放大？更可质疑的是，当这种解读、诠释和放大经由媒体之手来完成的时候，每一位读者对生命、对生活、对世界的真实体验又会不会在一次不无快感的阅读中，被在全然无意识的状态下所扭曲？

《南方都市报》曾经是一份我很愿意报以尊敬的报纸，然而，在我近日读了这份报纸关于小任湘和郭云悲剧的评论后，我不能不发出上述的疑问？

       《南方都市报》搬来了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家发言：“人们总是拒斥生命无常，拼尽全力都要追寻一个前因后果，以此将突兀极端的生活事件，一一解释成合理的社会生活。”并因此自诩为公众的代言人，“这是推动媒体不舍追问的本能力量。”且标榜“令大众情绪复归安稳和平静……要为大众重新找回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然而，《南方都市报》在进行自己颇具神圣感和使命感的追问和探索所谓悲剧背后的真实存在的努力的同时，却似乎遗忘了首先问问公众，是否大家真的都需要也愿意“拼尽全力都要追寻一个前因后果，以此将突兀极端的生活事件，一一解释成合理的社会生活。”是否公众都不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是在走极端？

      《南方都市报》也似乎还遗忘了问问公众，是否每个人都被小任湘的悲剧、郭云的极端打击的甚至丧失了情绪的安慰和平静？又是否被那悲剧所感染，从而失去了对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南方都市报》信誓旦旦的自我抒情是否有些太过娇情和滥情？

        笔者并非反对关注小任湘的悲剧以及郭云的极端行为，但这种关注首先应当是客观而理性的。换句话说，首先应当承认，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因素，用老百姓的俗话说那就是世事无常，倘若全然否认这种偶然性的因素，而非要得出一个势所必至的完整而严密的逻辑结论，从而将悲剧彻底的解读、诠释、建构为一出纯粹的社会悲剧，则哲学的意义上固然可以说不无道理，然而究竟离那现实的真实生活太过遥远，则这种关注或许从开始就已经错，已经失去了必要的客观和理性。

        在笔者看来，媒体对小任湘悲剧以及郭云极端行为的这种剑走偏锋的固执的，并且是预设了方向和结局的追问，如果不是多少有些别有用心，那就是走火入魔。

        小任湘也好，郭云也罢，生命已然消逝，而对于他们的家人，对于那些还必须活下去的人来说，或许让逝者的灵魂不要再被过多的打扰，让亲人的悲剧不要再被一次又一次的，被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提起就是这人世间最为仁慈也最为负责任的态度。任何人，任何媒体，无论以多么道德的姿态，高尚的自诩，都没有理由忽略那些依然要继续活下去的悲剧中的亲人，更没有理由把他们身不由己又不无残忍的捆绑进所谓的社会批判之中，除了他们自愿的选择。

        毋庸讳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美好，阳光下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人抱以怀疑的态度，就小任湘的悲剧和郭云的极端行为（其实同样也是一出悲剧）而言，其所能够暴露的世界的残缺，事实上也并不比我们已知的更多，那么我真的有必要固执的不放过死者，同时也不给那不幸的生者他们所真正需要的安宁吗？

        历史一旦形成，或许也就坠入了永恒的迷雾，留给后人的将会是永远都可以继续的无穷解读和诠释，也因此，每一代人都会有重写自己历史的冲动。从这个意义而言，小任湘和郭云将不会被遗忘，这个世界无需为其刻意的呐喊。或许，只有当世界从悲情中走出来时，才可能更为全面和理性的解读那悲剧，从而更好的避免悲剧的发生。

        最后想说的是，是时候了，让这个世界在对不幸者的悲悯中先保持应有的沉默吧！难道还有什么比利用人世间的悲剧，进行貌似悲情实则无情而极端的呐喊更无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