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报道，钟南山院士呼吁收容无业游民。事实上，自从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及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类似的意见就时有提出。即使是国内法学界，在废止问题上的看法也并非一致。然而，或许一方面是因为孙志刚的个人悲剧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使公共批判的矛头集中在了收容遣送制度上，另一方面是主张废止的宪政学者所持的法理正义的观点，从而使得至少在公共舆论层面，忽略了对于废止进行更多理性思考。

　　其实，在公众为废止片面叫好的同时，已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孙志刚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严格说并非《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在执行时被扭曲，或者说是执法者在执法时违法的问题。毕竟，《办法》从来没有赋予执法者打人的权利。然而，在孙志刚悲剧所唤起公众悲情的影响之下，上述问题被忽略，或者说是被某些法学专家故意遗忘了，因此，原本应当是对知法犯法的追问在现实中却演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追问。

　　今天，钟南山院士在公共媒体上，针对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就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再次发表意见，无论如何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其至少可以促使社会、公众理性的、历史的思考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止。

　　如果仅从理想的追求、社会的进步和抽象的宪政正义的角度而言，笔者同样赞成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社会管理的制度安排，不仅是一个理论正确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制度的存废，往往不仅存在着正义、进步的一面，同样会存在负面影响的一面。而其负面影响，同样是制度安排所不应当忽略的。

　　客观而言，无论收容遣送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其对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就现实作用而言，重要性和有效性是难以低估的。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当初这一制度的被废止，可以说突然到了完全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制度补漏，因而，废止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治安管理的制度真空。

　　笔者相信，生活在珠三角地区的每一个人都不难感受到，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社会治安形势的突然恶化。因此，如果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法律、法规的进步，意味着历史的进步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为了这种进步，每一个公民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至少是安全感的代价？而为了这种理论的进步付出巨大的现实代价又是否真的就一定合理呢？

　　珠三角地区有着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客观的说，其中许多人都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对其管理至少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现实的似乎依然无解的难题。笔者以为，这种客观存在应当是思考相关制度安排时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无视这一现实存在，仅仅高谈法理正义、历史进步等问题，并且站在所谓正义的制高点上，对现实制度进行种种不无片面的批判，是否合适呢？

　　就社会整体发展进程而言，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是从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这一具体层面而言，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更多体现为一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问题。因此，笔者以为，宏观上尊重外来流动人口的权利固然重要，但微观上加强对其管理力度同样不容忽略。也因此，笔者以为钟南山院士对于收容遣送被废止所提出的疑问值得共同思考和反思。也许，如何弥补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出现的制度空白和漏洞，正是现实的首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