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行通济”难道是一块泥巴？》一文发表后，承蒙李小艳女士发文商榷。

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认真拜读了小艳女士的大作，然而读罢却深感小艳女士似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没搞太明白，因此再撰此文，以求教于小艳女士。

小艳女士在文中先对品牌追根溯源，并言现代品牌相当于所有权的标志。追根溯源，原本不错，只可惜小艳女士却追了个似是而非，且将品牌的起源归功与美国西部的庄园主和畜牧业者。

所谓品牌的概念，原本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自古有“品”，如九品中正之“品”，有“牌”，如麻将“牌”，但却没有现代意义的“品牌”之说，现代意义的品牌在中国古代一般而言称为“名”、“号”、“记”。

西方的品牌“BRAND”一词，从其词源的意义上讲为烧灼，中世际西欧手工工场的匠人在自己的产品上，以烧灼的方式制造标记，以方便顾客识别，这可以说是近代商标的起源。手工工场的生产，是为了市场交易的生产，之所以要以商标标识产品，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生产者权益的保护，也因此，笔者才言所谓品牌是市场交易的产物。

小艳女士承认品牌在现代是所有权的证明，只是其却不明白，近现代物的“所有权”的概念。物的所有权做为财产权被认为是不可被侵犯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或者说是自然权利，这种观念原本就是市场交易的产物。在古代，财产权利是人身依附权利的派生权利，其并不具有的独立的神圣性和不可被侵犯性。

抛开品牌的市场交易的根源不论，既然小艳女士也承认品牌是所有权的证明，其就应当明白，品牌意味着独占和排它，意味着非授权不得使用。那么请问，“行通济”这个品牌，其所有人究竟为何？从权利明晰的角度而言，这本来就是历史形成的一本糊涂账。因此，在笔者看来，称“行通济”为“文化品牌”，原本就是对品牌一词的滥用，之所以会有此种概念混乱的用法，正是因为大家至少在思想观念中在经济化着“行通济”，否则又何必非要把一项民俗文化活动套入经济学的语境中，纳入经济领域的框架内？而这正是笔者所反对的。

再说“行通济”，就其内涵而言，过桥祈福的习俗，原本非佛山独有，因此，所谓佛山特色，恐怕更在于形式意义，换句话说，因为那所行之“通济桥”乃佛山独有，所以才可以说此“行通济”为佛山独有。那么，如今欲发扬光大者，其发扬光大者又究竟为何？是其精神内涵，还是一空洞形式？亦或形式与内涵所构成之整体？倘若是其精神内涵，则欲佛山独占是否有些唯我独尊？倘若是其空洞形式？则发扬光大之意义又何在？

其实，所发扬光大者应当是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共同体才是。然而， “行通济”之有今日的形式，乃是民间自发，是一种历史的自然选择，绝非任何人凭主观之想象，人为塑造的结果，更何况其塑造的初衷竟是经济利益的、功利的考量。功利考量本质上反文化的，毕竟文化的意义更在于超越功利，在于精神的超越而非逐利的工具。工具主义的文化观其最终只会带来文化的毁灭而非繁荣，本质上是一种伪文化。

如果真正尊重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首先应对其形式保持必要的尊重，而不是动辄改造、创新。笔者非谓民间民俗文化活动的形式就一成不变，但这种变应当是历史的自然选择，而非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文化的弘扬，则应重在其精神内涵的弘扬，然而，试问，如果“行通济”真成了狂欢节，成了旅游节，成了元宵节，其精神内涵还是“行通济，无闭翳”吗？只恐怕会变成赤裸裸的“行通济，数白银”吧？

最后想说的是，小艳女士言：“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文化也应该带动经济的发展。”笔者以为，最好不要太过武断的规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小艳女士的说法，说好听点，是大而不当，空洞无物；说难听些，是太过简单化的搞经济、文化的拉郎配。翻翻二十四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经济雕敝而文化发展的现象并不少见，真不知小艳女士何来的胆量，就敢于如此武断的下这样一个宏大的貌似真理的命题？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难道非要给文化找一个经济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