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技界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道德的不端行为……个别院士中存在兼职过多、活动过多过滥、浮躁浮夸、唯我独尊、福利待遇处理不当等问题。”

两院院士进入公共批评的视域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今次这批评之声发自路甬祥院长之口，无疑显得格外有份量。然而，批评之后，院士整体形象能否不再继续滑坡，早已被公众广泛关注的“科学道德”问题能否得以解决或者说是有所改善，笔者却很是怀疑。

从教授到“博导”，再到院士，其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道德形象可以说是上演了一部一路坍塌的连续剧，然而，迄今为止，这出戏的导演是谁？剧本又是何人所创作？表演的舞台又是由谁来搭建和提供？这些基本问题似乎都还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将批评指向台上演员，虽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剧情能够产生多大影响无疑是很值得怀疑的。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学问的深浅并不必然反映道德的高下，换句话说，就道德的持守而言，一个文盲和一个院士并不会有什么先在的不同。目不识丁，固然可以道德高尚，学富五车，也尽可以道德沦丧。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简单的道理却似乎被遗忘了，相反，教授、“博导”、院士等反映学术水平的名号在公众心目中似乎也就成了德行的保证。之所以会如此，大约和中国传统上士之地位居四民之首不无关系。

对学者可能的失德缺乏足够的警惕，导致了对学者的道德规范更多仅仅是靠其个人的道德自觉、学术共同体以及社会整体的道德软约束来实现的。相对而言缺乏一种外在的制度规范和约束。多少年来，听说过多少职业道德建设、行风评议、行业形象等五花八门的道德建设，可是何尝听说过学者的道德建设呢？相反，关于学者和学术的丑闻倒是日有所见，时有耳闻。

学术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并不存在，因为做为共同体，至少应当有大致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者的活动舞台或者说是安身立命的家园，而在中国，学者则主要安身立命于各个以行政力量为其主导的单位体制内，一个学者，如果仅仅耕耘于学术的家园，按照学术的规则玩游戏，则无疑是自甘于被体制边缘化的境地。明乎此，戴着学者的帽子，说着学术的话语，众多学者却热衷于玩着非学术的游戏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学术共同体自然也就无所存在了。

学术共同体名存实亡，社会道德在转型期又难免沦丧之痛，可以说外在的道德软约束几乎缺失，学者的道德持守更多仅仅只有靠其自我约束，则非少数圣贤，欲不失德恐怕也难。以院士的兼职过多，活动过多为例而言，有多少地方热衷于不断的对院士盛情相邀，利益诱导，且还可换来一个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美誉，有多少活动想借院士为己造势，扩大影响，社会现实是院士无疑已然是获利资本，而欲院士自我放弃垂手可得的利益，不也太难？

“科学道德”，说到底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建设问题，一个学术在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机构内，能否回归中心位置的问题。然而，能吗？路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