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公开表示，要弘扬高雅艺术，并指斥“超女”活动是对艺术的玷污。并直言“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
说实话，笔者对“超女”也没什么兴趣，而且从艺术的内在价值在于人类精神的超越之立场出发，也不认“超女”为艺术，但是初闻“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之说，还是多少有几分吃惊。
其实，“超女”也从来没有自我标榜过是什么“艺术”，反而从一开始就不讳言自己商业运作的娱乐立场和定位。倒也不失为真诚坦白。做为一项文化活动，“超女”内在的对商业价值赤裸裸的追求和成功，无疑会刺痛某些自诩为高雅的，而又被市场所冷落的文化卫道士者的敏感神经，引发种种批评在所难免，也很正常。对此，自然无需异议。但如今批评者却主张以行政权力取缔“超女”，在笔者看来就很有商榷的必要了。
笔者尊重刘忠德先生对高雅艺术的热爱，也尊重其个人对“超女”的认识，更尊重其发表对“超女”之批评意见的权利，虽然笔者并不认同其“超女”玷污艺术之说，并且以为其用“玷污”这样一个不无道德褒贬内涵的词，多少有几分以道德标准取代艺术价值标准的嫌疑，换句话说，这样的论说很可能会把对艺术的评价无形中转换、狭隘为道德褒贬，而事实上虽然艺术自有其道德属性的问题，但却并不能等同于道德；相反，艺术和道德有其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欲以道德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来品评艺术，并彻底否定艺术的存在价值，无疑是一种泛道德主义。
如果说“超女”玷污艺术说不无泛道德主义的嫌疑，那么欲以政府行政权力取缔“超女”则无疑反映了刘忠德思想观念中的泛行政化意识。
笔者以为，较之于泛道德主义，这种泛行政化意识尤为值得警醒和反思，因为，这种意识的膨胀很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文化艺术的暴力专制，并最终损害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在生命力。
行政权力当然有权利，也有必要对文化艺术活动进行一定的指导、引导、规范、管理，甚至取缔。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就可以充当文化艺术活动的法官，从而以某种文化艺术活动是否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理由，来裁定其命运。换句话说，对于文化艺术领域内的争论和不同意见，不应当诉之于行政权力的干涉，特别是文化艺术人士自身，否则就是文化艺术本位的自我沦丧。而令人遗憾的是，刘忠德先生却恰恰是在对“超女”进行文化艺术价值批评的基础上，欲诉求于行政权力来取缔其。
这种对“超女”欲绝之而后快的思想，或许可以喻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董仲舒当年对汉武帝所言也不过是：“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用今天的话说，董仲舒的意见就是，政府设立博士官，以弘扬学术时，只设立孔子六艺的博士官，六艺之外就不考虑了。这也就是说，谁要想研习其它诸子之说也由他，只是朝廷不让其做官罢了。而如今，刘忠德则欲高雅艺术之外，以权力为工具，一律废其存在，还真是今人胜古人了。只是其“胜”究竟是历史的进步亦或退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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