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自律、立德、升华——修身践行篇

做人从哪里开始？从立志开始。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那一年，曾国藩正好33岁。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宝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也就没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大凡有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而是因为没有志向，没有人生的目标啊！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并身体力行。咸丰九年，正值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却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出32人，命其子曾纪泽，画悬于墙上，以便时时效仿。他所列的32人是：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即：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真是令人钦佩敬仰。

曾国藩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还讲过，“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他还肯接受朋友们的忠告。而许多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忠言，结果把前程葬送。曾国藩的这种态度，也是很难得的。荀子《劝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不会有过错了。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而是“省乎己”和“日”、“参”。可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也更具体。他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晚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他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是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都是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在家里，他负有教育诸弟及子女的责任，做一个好榜样，而不训斥；在朝中，他是封疆大吏，负有转化腐败风气的义务，他非但严于督己，而善抚部下。

立德是立言立功之本。德本不在人身上，它在人以外的地方。人不过是一水池，等待水的来临，人越长越大，水池也就越来越大，人的任务就是须留住水，使之不泄露、外溢。这水就是德，蓄水就是养德。《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有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秦汉以来，几乎没有因为立德而留下美名的人。立德之难，难就难在它是空洞的，无形的。但它确实存在，不知不觉中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立德之难还在于无法言说，做了好事是不能向他人表白的，否则就有邀功之嫌，或想得到别人的肯定承认等等。“善欲见人，不是真善”。这是一种不可表白。因此，要一个人自修求强。这时是自我超越，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矛盾，因为要征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这也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周易》中说，“谦谦，君子。”人在任何都谦虚，才算君子。曾国藩也说，人一定要谦虚，不讲任何条件，而后才能做到真实无妄，真实，就是不欺骗。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虚心，就是让心空空荡荡，不着一物，虚怀若谷。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做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他曾送给沅弟（曾国荃）一枚印章，叫“ 劳谦君子”，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对处于功利场中的人，要像农人一样尽心种田，商人专心趋利，撑船的船工在江滩上拼搏，要从勤劳中把淡泊体现出来。在办理事务过程中，保留一种豁达的气象，也就是在勤劳中达到豁达与淡泊。豁达是大智慧，淡泊是大情趣。没有良好的智慧、判断、洞察力和理解力，人就无法达到豁达。淡泊则是一种情趣，近乎于天生的一种倾向，它凭借的是直觉、直观、印象或体悟。

曾国藩的思想主干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周敦颐把人放在《太极图说》的中心地位：“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就是“诚”，“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人极即圣，人极即诚。当然周敦颐这一思想也有本源——来自于《中庸》：“唯天下至诚，则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所以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有整个世界的本性。对人诚实，对己诚实，而且只有对自己诚实，才能做到对别人诚实。曾国藩还深悟宋明理学的“居敬”之理，并且躬身实践。用主敬谦恕来处理学业、为人、处世，以“拙诚”破“机巧”，无论遇到多大的打击与挫折都不气馁，再接再厉。这或许就是他成功的秘诀。曾国藩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这时，他已体会到了“主静”的滋味了。“主静”一语由周敦颐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才能实现“静”的境界。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自言自语：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时，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于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能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静，况且也没有真正的静。这时曾国藩对理学已经有很深的体悟了。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有可为之事，当尽力而为，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所谓性，就是对可知的事物尽其所能去知道它；所谓命，就是对不可知事物只好听天安排。农夫耕田种庄稼，勤劳者就有好收成，懒惰者当然会欠收，这就是性；种庄稼若遭了旱涝之灾，到头来庄稼没有收成，这就是命。爱人，治理人，以礼待人，这就是性；但爱人而人不近我，治理人而得不到治理，以礼待人而人不以礼相答，这就是命。这一观点对现在来说，属于唯心论，但这里的尽性却是尽心竭力，知命，却是淡泊达观。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有意无意地产生这样那样的倾向，在付出与回报刚刚不成正收时，就会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因此，我们不妨在尽性上透彻一些，在知命上糊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