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作品应有“生气灌注

    在通常的意义上，“生气灌注”被视作是对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要求。较早明确地将这一点引申为一种创作原则的，似乎是康德。他在自己的《判断力批判》中写道：“某些艺术作品，虽然从鉴赏力的角度来看，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致命的缺陷却在于，它独独没有灵魂。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华美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确而又井然有序，但却没有灵魂；一篇节日的演说，可以内容充实而又极尽雕琢之能事，但却没有灵魂；一些谈吐可以不乏风趣而又娓娓动听，但却没有灵魂。甚至一个女人，可以说长得漂亮、温雅而又风姿动人，但却没有灵魂。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灵魂’呢？从美学的意义上来看，所谓‘灵魂’，是指心灵中起灌注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黑格尔对“生气灌注”给予了堪谓“无以复加”的重视，仅在其《美学》第一卷中，就有多处提到了艺术创作要有生气灌注这一原则。他说：“艺术作品所以真正优于自然界实存事物的，并不单靠它的永久性，而是要靠心灵所灌注给它的生气。”

   然而，将这样一个创作原则移植到新闻范畴中来，合宜吗？我是不是在作一种“艺冠新闻戴”的迂腐努力？

   不能不承认，新闻在纷绪万端的喧嚣生活中，是一种瞬时性的表现方式，它的特征就在于其及时性、即时性，这同时也“命定地”意味着，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即逝的（“稍纵即逝”），极端意义上说，一个新闻记者倘若能够用自己的笔勾划下他所亲历的某些事件的轮廓和过程，充当一名真正称职的“速记员”，就已经是很高、很苛刻的要求了，还能要求他更多的内容吗？

   但我始终顽强地认为，“生气灌注”对于新闻创作不是一种过分的和“额外的”要求，而是出于对新闻作为一种“人学”所理应提出的正当要求。恰如其分地说，它本来是一篇优秀新闻作品的内在禀赋。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新闻在独立前是叙事性创作的一个分枝，它与文学、艺术是同源的。在大的类属上，它不折不扣地是一种“人学”。新闻的“人学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它主要是写人的；它是由人来写的；它是写给人看的。这三重因素决定了新闻在报道与人相关联的事件时，除了要展示事件的发生、发展、背景、后果、趋势等等事件性内容，还应该力图触及和揭示事件在人的精神上、心志上所激起的反应。而正是后面这一点，必然地要求着新闻写作者的笔下应该灌注进自己丰沛充实的生气。

   无论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旷世伟业，还是卑微琐屑的日常纠纷，终了都无法脱离人。自然灾变之所以引起人类的关注，引起新闻的侧目，也是由于它直接或潜在地关联到人类的生活。那么，以反映、记录、展示生活的面貌和演变为基本职守的新闻，就不言而喻地应该服膺于“人的法则”。新闻事实中总不会少了人，然而注目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却又时常把人概念化和类型化地轻率处理了，我们往往把生动地表现人拱手让给文学，将对人的个性的刻划、对人的丰富性的展示都视作是与己无关的事务，结果是，许多事件“完整地”得到了呈现，但独独感受不到事件中人的精神的、心理的、心灵的丰繁生动，作品也因此缺乏生气、活力、光泽、韵致，显得干瘪、粗陋。这其中缺失何在呢？我以为就在于我们没有将事件/人的全部内蕴用自己的主观情志加以整合，事件/人与我们是相疏离的。我们对事物内蕴的思索往往是笼统的、浅陋的，缺乏必要的沉淀和“发酵”，形诸于笔，就不得不肤浅地、皮相地、亦步亦趋地、原封不动地照抄生活。

   所谓“生气灌注”，其要义在于，新闻写作者在审视和处理新闻素材时，在面对自己的报道对象时，在构思和谋篇布局时，在开始运笔写作时，应该将事件/人所激起自己的最深刻的触动融进自己的笔触。“生气”也者，并不是一种缥缈虚幻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怀着一种健康的生存态度，终其一生必须不断涵养的对于世界和他人的良好的情感、心胸和精神倾向。缺乏这种情感、心胸和精神倾向，事件/人中所涵蕴的许多宝贵的元素就是晦而不明、隐而不显的，只有禀怀一副健康充实的心胸，才能够将它们“点化”出来。我深信，在目力所见的“事件真实”之外、之后、之上，一定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真实——人的“心灵真实”，这种真实所触及的，才是事物能够抗击时间的无情冲刷而留存和遗传下去的内容。

   有时，一个人，一个灵动的眼神，就能使整个一片场景“活”起来。这里，我想举张进、杨明清的系列通讯之一《风雪唐古拉——<夜宿青藏线道班纪实》的几段文字，帮助说明我的观点。这个作品虽然已经发表很长时间了，但每每读起，仍然给我带来深深的触动。

   在人迹罕至的青藏线道班，记者与那些普通的道班工人度过了普通的然而又是难忘的一段时光。他们不无隔阂、不无拘谨但毕竟带着相互间的某种新奇交谈起来。“有一位年轻的女工坐在角落，黝黑的脸庞，穿一件花格子灯心绒衫，一双灵活闪亮的黑眼睛偷偷地打量着我们。而一发现我们看她，就立刻低下头。她叫肖玛，今年25岁。我们问：‘肖玛，你工作几年了？’‘肖玛，你多久回一趟家？’‘肖玛，你想孩子吗？’她总是受惊似地环顾四周，然后捂着脸笑，身子更向角落缩。周围的人都数落她：你看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还这么害羞！” 一直到这里，肖玛都还是一个“无言的人”。通讯接着写道：“我们问工人：现在你们最想做的是什么？气氛活跃了。有人说想去拉萨，有人说想去成都，还有人大着胆子说想上北京。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肖玛说话了。她说：‘我想看见大树’。”

   这真是令人惊愕的转捩点，作者接着说明，藏北高原高寒缺氧，从拉萨往北过了羊八井，就见不到一棵树了。肖玛只是在电视上才见过绿油油的大树的。

   那天晚上交谈的内容肯定很多，但究竟选取哪些内容写入报道，这显然要经过作者主观情志的挑选和过滤。在平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肖玛这个朴实的心愿是多么感人啊！它如此美好、健朗、憨朴、寒伧、令人酸楚……多少丰富的难以言喻的内容都包孕在这句话中。而这句普普通通的话本来不是很容易稍纵即逝吗？它能够得以“存活”，无疑投注了作者们被深深触动的心灵力量。

   通讯结尾写道：“一个声音似透过雪野回响在我们耳边。那是肖玛的声音：‘我想看见大树’”在这层字面的浮土之下，掩映着许多难以用笔道出的感怀。这绝非陈腐的写作教科书上所传授的“首尾呼应”一类的技法所能轻易奏效的。

   在这里，我还想提到林惠的通讯《山神》。这篇作品不是那种声名显赫的“名篇”，未必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我认为，它其中正蕴涵了那种灌注了写作者的生气、经过时间的淘沥后还能够存活下去的精神元素。这篇作品全篇都很匀称、和谐，请容我完整地引述其中的第三段，再略加分析——

   1991年5月，31岁的刘庆明来到了南昆线，因为他不想窝窝囊囊在农村呆一辈子，因为妻子上大专欠下了一笔账，因为他听说南昆线是一条让大西南走向幸福生活的铁路。

    他是风枪手，每天从隧道回到工棚，他都累得爬不起来，可是一觉醒来，他又冲进洞里。因为他的心中荡漾着幸福：靠自己的双手他可以为家里人减轻生活的重压。

   妻子张优莲来信说：“庆明，我已从泸州教育学院毕业了，为我高兴吧。”读了妻子的信，刘庆明打起风枪来有用不完的劲。

    “庆明，我还想进修大本，这样我就可以转为公办教师了。”妻子又来信了。闲暇时，他喜欢躺在杜鹃花丛下看妻的信。边看边在脑海里描绘未来的幸福生活。

    “妻病危，速归。”一连三封加急电报搅乱了刘庆明的心。别离故乡两年有余，当刘庆明赶回老家时迎接他的不是妻的笑脸，而是妻冰冷的坟墓。妻子积劳成疾患白血病离开了人间。

    刘庆明在妻的坟头坐了整整一夜。想起两年来妻边教学、边自学考试、边照顾老人孩子，想起妻临死前一口口的鲜血、一声声的呼唤，刘庆明泪如雨下。

    如今刘庆明孑然一身在南昆线上奔波着，没有了妻子，远离孩子。他的生活乐趣完全寄托在杆风枪和亡妻的像片上。

    拼搏在十万大山间的南昆铁路建设者们，在与大自然抗争的同时，也在与命运抗争。他们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使大西南多灾多难的大山，从野蛮、愚昧、贫穷、落后和屈辱的深渊中走向富强、文明、发达。

    这段内容，用笔简约而意蕴深致，一个人的经历、身世、遭遇、不幸、痛苦，以及今天的状况，在600来字的叙述中都得到了完整的呈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体察到写作者深具同情的挚诚情怀，在哀而不伤的叙述调子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正是如刘庆明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在背负着改变西南大山面貌的重任，他们确确实实是一些崇高的“山魂”。

   “生气灌注”并不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与之完全相通的美学范畴，这就是“气韵生动”。毫无疑问，“生气灌注”也好，“气韵生动”也好，都不是不付出努力就可以轻易达到的，笔者在这里对之作了一些粗浅的阐发，一点儿也不是因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乃是因为我对它心向往之。

   新闻是一项速朽性的工作，我们今天堆积得黑压压、密麻麻的版面上，相当多的内容很快就会褪尽颜色、一无所存。但我想，毕竟还有一类文字，由于它凝注了写作者的气息、体温、心跳和呼吸，融铸了写作者的“本质力量”，因而能够穿越岁月的烟尘，照见今日的人心。这样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写作，是幸福充实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