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28”，希望它属于唐山人民

    10年前——1996年的7月，随着7月28日的渐渐临近，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要去一趟唐山！我想看看这个还在少年时代就曾经深深震动我的城市，看看那里的人们如今生活得怎么样，看看那场旷世之灾在这座城市是否已经平复。虽然，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就是觉得，在这个日子里，我应该与那里的人们在一起。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我不敢夸耀自己“早熟”，但是，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抗震救灾的报道，我每每有一种揪心的感觉。生平第一次，我对一个遥远的、我所不知道的地方的人们产生了一种牵挂。也就是从那时起，“唐山”，这个地名，在我的心中有了某种特殊的分量。

    1986年上半年，作家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发表，通过这部作品,我了解到1976年那场灾难来临时，这个城市发生的许多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故事。“唐山”这座城市，更让我有了一种无法说清楚的感情。然而1986年那个7月时，我还是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而且是在外地，各方面的条件所限，使我不可能赶赴唐山。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关注着媒体对唐山纪念活动的有关报道。

    1996年时，我来到了北京，当时正在一家报社供职。进入7月，我的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终于清晰：这个7月28日，我一定要去唐山，为这个城市做一点点什么（当然，也就是写下一点什么）。7月下旬，我正在山东临沂出差，我坚持提前结束在临沂的活动，于7月27日赶到了唐山。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20年，这个本应属于唐山人自己的纪念日，却成了官方把持的日子。由于有大人物要来参加官事活动，唐山当局奉旨制定了许多限制老百姓的措施，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层层布置，而且是以一种极其横蛮的姿态布置——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等等等等，甚至连百姓的出行活动都规定了许多不准。所以，27日，在我接触到的唐山人中，大家谈论起这一切都十分气愤。不过，胳臂终究是拧不过大腿的。直到28日上午的官方活动结束，唐山人自己的民间纪念才算真正大规模进行。

    28日下午，我得知：原石家庄育红学校（即地震遗孤学校）的同学次日上午要在唐山大钊公园聚会。于是，29日一早，我就冒雨赶到了大钊公园。那天，从一大早起就开始下雨，而且有一阵子，雨下得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当我赶到大钊公园时，除了我，居然再没有一家新闻媒体的人，而且一直到中午聚会结束，也再没有媒体的人过来。我成了当天聚会惟一一个在场的记者。不知是疏忽了，还是临时出了什么岔子，这些聚会者聚齐后，才发现居然没有准备照大合影的相机。我当场打电话跟接待我的唐山供电公司的同志联系，请他们带着相机赶过来，帮助这些聚会的同学照了合影。供电公司的同志接到电话二话没说，火速赶到聚会地点。我感到荣幸的是，自己唐山之行所期待的能够为这个城市做一点点什么的微薄愿望，确实做到了。

    我看着那些育红学校的同学一拨一拨赶过来，围着他们如慈父般的老校长叙旧聊天，心里涌起许多难言的感慨。半年之后，在一篇很短的随笔里，我追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在这样的场合，面对那些躲过了那场劫难但却失去双亲的我的同龄人，不知为什么，我在下意识里总是有一丝羞愧和内疚：我仿佛感到，似乎是由于我们这些人‘多占了’，他们才没能够得到自己应有的幸福”。的的确确，当时，我就是有这样一种感慨。

    时光荏苒，一恍又是10年过去了。这几天，我看到报刊电视和网络上，有关唐山的消息又开始多起来。于是想起上一个10年时，自己写的那篇应该是惟一的“现场速写”——《不变的深情》，又想起那些让我感动的面孔。

    我衷心地祝福他们平安顺遂！

    我更希望：这个“7·28”，愿它能够属于唐山人民。

附：不变的深情（新闻速写）

    “孩子们，我们很想你们啊！我们非常想你们、非常想你们、非常想你们啊！”

    头发花白的原石家庄育红学校老校长董玉国一声动情的呼唤，使在场的育红学校学生们一下子恍如回到了当年的时光。激动的情绪随着老校长的声声亲唤在传递升腾。置身于这感人的氛围中，记者也深感情不自抑。

    7月29日上午，原石家庄育红学校的同学在唐山大钊公园聚会。这次聚会是由现在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的翟丽和当年的大姐姐、专程由南京赶回唐山的王小敏等几位原大班同学召集的。原打算28日举行，但由于老校长作为唐山市委市政府特邀的贵宾，整个一天都有活动，所以推迟到29日举行。

    老天大概是在为20年前的那些死难者表示祭悼，28日酝酿了整整一天的雨从29日一早就飘落下来了，淅淅沥沥，连绵不已，正像活着的人们对亡故的亲人不尽的思念。8点开始，育红学校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冒着雨从四面八方赶往大钊公园西门。老校长8点刚过就赶到了，他一直处于激动之中，尤其是当几个女同学让自己的孩子叫他“姥爷”时，老人更是激动不已。

    党育苗来了。一身戎装的姑娘一下车，看见这么多哥哥、姐姐、同学都已聚集在这里，眼眶里刷地涌出了盈盈泪光。当年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如今已出落成英姿飒爽的女兵，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这20年中他们的心里有多少同龄人所不能体味的内容，积淀在每个人的心底啊！

    董玉国校长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在育红学校时，年龄都很小，那时在一起也还闹矛盾。但是现在回到唐山后关系都很好。我见到他们，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今年71岁了，可以说见一次少一次了，但是，只要我还能动弹，有机会我就要来唐山。”董校长的确对每一个同学都非常熟悉，从性格到爱好，甚至个人习惯，都了如指掌。大多数学生他一眼就能叫出名字或当年的“外号”。你能体察到，这些孩子是深烙在他的灵魂之中的。

    党育红也来了，党育新陪着她。同来的还有她的奥地利养母苏珊女士。育红的到来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小小的震动——因为她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啊！许多当年抱过她的姐姐们都围过来，表达对这位远在异乡的手足妹妹的殷殷关切。可惜，由于离国时年龄太小了，党育红如今既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中国话了，只能借助对外友协安排的一位翻译小姐，与人们对话。但是她的黄皮肤、黑头发令人感到那般亲近，所以总还是有人“本能地”询问她：“红红，你还记得我吗？”等到明白她听不懂时，大家心头都泛起难言的惆怅。20岁的党育红，这次唐山之行会在她的心灵世界留下什么内容呢？她能记住这片她血脉所依的地方吗？

    当天，董玉国校长讲了很长一番话，讲话结束时，他再次动情了：“这些年我还有一桩心事，从你们离开石家庄起就一直记挂着：回到了唐山，尽管是自己的家乡，但到了逢年过节，你们见到别人都是一家人在一起，肯定会感到孤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见到你们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了妻子儿女、丈夫孩子，也是热乎乎的一家人了，也有自己的天伦之乐了，逢年过节，你们不会再感到孤独了！所以我感到多年来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放心了，非常放心、非常放心、非常放心！”

    20年了，一切都在变化，当年育红学校的同学也不可能不变。但在7月29日那天，记者分明体察到，他们彼此之间由共同命运所带来的那份脉脉手足情，他们与当年呵护过他们的老校长、育红学校老师们结下的深深挚情，却绝然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褪色。这深情将永远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在时间的层叠嬗递中，为他们的心灵注入一种别人所没有的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