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文化是一个博大繁丰的体系。翻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书卷，随处可以嗅闻到茶的馥郁芬芳。茶深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打下了独特的烙印，也为之注入了独异的元素。自古至今，这个绿色的精灵引发了世世代代诗人艺术家的不尽感兴，从而构成中国文化中一抹生动的血脉和韵致别具的章节。

尽管在我们的文化记载中有着丰富的典故和传说，但是，以展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主旨，通过卷帙浩繁的人物、事件和情节，结构成一个长篇巨制，为茶和茶人立传，无疑是一项难度颇为艰巨的挑战。1989年底，当浙江女作家王旭烽从供职数年的新闻单位调入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时，她显然不可能意识到，这项艰巨的挑战仿佛是“前定的”选中了她。世事往往如此，某些偶然的机缘孕育着不可预知的重要事件。我们不妨稍微夸饰一点说，十余年前她的那次调动，也许正是感应了某种“呼唤”而动——连绵许多世代的中国茶人生活命运，在二十世纪的末叶，理应得到一次艺术化的展示和升华。而王旭烽暨她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则使这一呼唤有了一场淋漓酣畅的实现。金秋之际，王旭烽以《茶人三部曲》（一、二部）荣膺茅盾文学奖，我想，这个事件应被视作是中国茶文化发展与嬗递进程中一个势所必至的结果。

《茶人三部曲》全书凡130万字，自1793年大英帝国使团出使大清帝国始，到1998年底中国茶叶博物馆国际和平馆建成揭幕终，展示了一幅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异彩纷呈的丰富画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和第二部《不夜之侯》，起自同治三年春太平军败走杭州，截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小说以杭州著名的忘忧茶庄三代人在八十年间的命运变迁为主线，塑造了杭九斋、杭天醉、吴茶清、杭嘉和、杭嘉平、赵寄客、林藕初、沈绿爱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遭际、悲欢和心路历程。作家以饱蘸感情的笔墨，叙写了茶人家族及茶人阶层的成员们，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义无返顾地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维系在一起的道德风范，讴歌了他们所显示的清高孤介，洁身自好，淡泊无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洁品质。特别是在赵寄客和杭嘉和两个人物身上，更倾注了作家最为深挚的笔意与艺术心力。他们在心性中有着“先天的”超凡出尘气质，内心深处永远葆有着“另外一种风景”，故而也永远难以处在时代舞台的中心，甚至常常被时代所冷落以至离弃。但是，在时代要求他们承付责任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做出舍身而取义的选择。在他们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浩荡的中国古君子之风。无疑，这两个艺术形象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可贵收获。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语），王旭烽正是怀着对茶、茶人和茶文化的一腔挚爱，开始130万字、逾时十载的创作之途的。对于她将之作为对象化并倾注了“本质力量”的茶人与茶文化，作家有着十分清明的体认，她说：如果每个民族都有可以观照的动物或植物的话，我的确以为，没有什么植物比茶更能够象征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优秀精神了。“她是密集的，绵延的，奉献的，忘我的；是优雅的，柔韧的，乐生的，超越的；是和平的，博大的，善良的，真实的；并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认识之美的；然而，她亦是苦难的，历经艰辛的，是在漫长的黑夜中脚踏实地走向光明的；她是一叶承载着中华文化中诸多因素——包括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文学艺术的等诸多领域里的精华的绿色小舟。” 正是根于这种挚爱，作家在小说中有机融入和穿插了相当篇幅茶文化知识和典故的段落，它们在丰富着人物命运的同时，又向读者传述了可以独立领略的茶学内容。这些内容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读之令人如行于山阴道上，美不遐接，构成作品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茶确实禀有与中国文人士大夫一向推崇的高洁、清雅品质血脉相通的内在品性。茶的最初发现、应用、种植，缘自于普通的民间生活，但当文人士大夫阶层将饮茶活动灌注了特殊的精神性元素，饮茶就超出它的一般自然使用价值，而成为一种具有“形上禀性”的活动，茶文化也即应运而生。自兹之后，茶的清醇淡泊中就隐喻和寄托着文人士大夫深挚的精神追求，茶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机体中不可替代的健康性“基因”。

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充斥和泛滥着数不尽的餐馆酒楼，而有着天然的清雅之气的茶馆却极其稀少，这种状况令人不禁担忧，时代生活堕入了某种不良状态。然而，不经意之间，街面上的茶馆、茶艺馆陡然勃兴起来，我们在为之感到欣悦的同时，却又不能不心存疑窦：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这一切——时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媚雅”的力量？我们但愿，这种变化源自生活深处内在的健康因素和健康力量，在静默地促成着某种调整。

无论怎样，媚雅总比媚俗要好，附庸风雅总胜于附庸庸俗。所以，这部《茶人三部曲》倘能成为某些人士接触、接近茶文化的“入门之书”，那也将是饶有意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