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的三次万米长跑

—体育情事（10）

   跑步成为我的终身爱好其实并不遥远，那一年诊断出糖尿病之后，医生嘱咐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否则血糖很难控制。此后几年间由于工作较忙，也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继续我行我素埋头于日常事务，保持着原来的生活节奏。只是在工作繁杂压力较大的时候会感觉到心慌，用餐时间稍微推迟一点常常会满头大汗。按照医生的说法那是低血糖的表现，一定要保持警惕，搞得不好就会出大问题。

   退居二线之后，我找来与自身疾病相关的书籍认真阅读，学习与疾病作做抗争的相关知识。一本书介绍说：每日三餐后休息半个小时出门走路半小时，是降低餐后血糖的有效办法。于是我就开启了饭后走路，间或在田径场的跑道上慢跑几圈的锻炼模式。

   说起跑步，我最早参加长跑比赛可以追溯到上中学时期。我们1968届初中毕业生算是“老三届”最后一届，1969年9月学校贴出布告，通知我们“老三届”学生返校复课，接着读高中的课程。我当时已经在家乡参加劳动并当上了生产队会计，每天出工干活之余还要东跑西颠为大家记公分。因为我的回乡务农表现很好，生产大队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吐故纳新”要求，还要接受我加入党组织，后因年龄不满18岁没能入党。

一天，几个上海插队的知青跑来告诉我说，看到了我们学校的复课通知，让我赶紧去报名上学。我说，那咱们一起去上学吧，他们说好像不收插队的知青。

开学后学生没有课本，代课老师就拿着自己的教材在黑板上写满了讲课的内容。有的老师是刚分配来的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好像也没有做好当老师的准备，上课时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精力不集中的的学生，就会听得云山雾障，摸不着头脑地坐晕车。

为活跃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体育老师布置全校各班组队参加万米长跑比赛，每班选派男生10人，我就是我们班当然的人选之一。我们的学校虽然号称有初中和高中两部分，五个年级十几个班好几百学生，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操场，更没有跑道。只有两幅歪歪扭扭的篮球架子，下课后一大群人拥挤在篮球架子下面，争抢一个掉了皮的篮球。我们参加长跑比赛要十个人聚在一起练练，没有场地就在学校后面的乡村公路上练习。没有人给我们测量跑步的距离和时间，我们跑的浑身出汗就结束练习。统共也没练习几次，就到了正式比赛的日期。那天下午，按规定我们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背包，穿着长衣长裤和布鞋、胶鞋，农村的学生谁也没有穿过运动服装和运动鞋。大家拥挤在长跑启点的公路上，按照班级组别排好队等待着出发的口令。班里的其他男女同学凑在我们的身旁，帮助我们整理好装束，希望减轻我们的负担，盼望我们能为班里跑出好的名次。

   体育老师一声哨音，大家安静下来。他就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对着嘴大声说：“我们这一次举行10公里长跑是个集体项目，每班10个人都要跑完全程，并以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人计算成绩。发令枪响后就从这里的启点出发，中间跨过两条河上的桥梁，到达折返点会有明显的标志，等在那里的老师给你们每人发一张折返纸条，达到终点后各班把纸条收集起来交到裁判老师的手里，就算完成比赛。不参赛的同学可以给本班的同学加油鼓劲，但是不得向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否则就按犯规处理。”

   “嘭”的一声发令枪响了，十几支队伍争先恐后地冲向前方。很快就跑过了第一条河的桥，我们也很快就跑得气喘吁吁，本来很小的背包也感觉越来越重。对于10公里究竟有多远，要跑多长时间根本没有概念，只能跟着人流被动地迈着沉重的脚步。体育老师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拉大了距离的长跑队伍之间，不时讲解一些长跑比赛的基本常识，教我们起始阶段不要跑得太快，要计划好体力的分配，才能完成整个比赛。

   经过并不如风的奔跑我们班的10个人总算都跑过了折返点，每人领到了一张纸条，往回跑的途中好像没有那么累了，大家互相督促、互相鼓劲、互相加油，终于看到了终点线的标识。守候在终点的同学们老远看见我们就高声呼喊：“加油！加油！”跑过终点后，他们赶紧上前接过我们的背包，还搀扶着我们走到公路边稍作休息，有人把我们手中拿着的折返点纸条收集起来交给了裁判老师。我们班的长跑比赛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这就是我人生中参加的第一次万米长跑。

   第二次参加万米长跑比赛是在解放军通信学院学习期间。那一年学院举办秋季运动会，要求各学员队按照运动会规程，组织学员报项目。我们“指挥系”的学员都是部队的营、连级军事干部，年龄较大的同志积极性不高。学员队的队长、政委就硬性摊派大家的参赛项目。我担心报别的项目成绩会更差，就主动报了万米长跑项目，我们班40名学员中有三个人报了长跑，队长就经常抽出课余时间组织我们的进行赛前练习。

   通信学院的南北两个大院之间有一条解放公园路，跑出学院大门围绕着解放公园转一圈就是5公里，每次长跑练习队长就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让我们跟着跑两圈就算完成一次练习。长跑比赛正式开赛的那一天有100多人参赛，其中包括很多“基础系”的大学生们，看着他们年轻的脸庞我感觉胜算很少。学院的操场的跑道上参赛人员集中在出发点，听裁判长大声讲解长跑比赛的规则，我们学员队的队长、政委站在旁边也在小声地嘱咐我们三个人员说：“你们在马路上跑，我俩骑摩托车跟着保护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喊我们啊。”

   发令枪一响，长跑队伍就像潮水一般地流出了学院的大门。提前交通管制的解放公园路上一辆车也没有，马路两边的行人们一边走一边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瞬间涌出学院大门的长跑队伍。骑着摩托车等在马路拐弯处的队长和政委老远看到我们跑过来，就大声地喊：“加油！加油！”我们笑着跑过了他们身旁。第一圈跑完之后，队长、政委骑着摩托车赶上我说：“你们三个人已经有一个掉队了，你现在是跑在最前面的，你有实力，要加油，争取为我们队里跑出一个名次。”我向他们举起拳头气喘吁吁地说：“请队长、政委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跑出最好成绩！”

   第二圈跑下来我也已经筋疲力尽，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一般的沉重。队长、政委的摩托车还紧紧地跟在后面鼓励我说：“你现在前面只有两个人，马上就进入学院大门，在操场跑道上再跑一圈就是最后的终点线，保持现在的速度你就是全学院第三名。加油！”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他们的，只是机械地迈动两条沉重的腿向着学院大门艰难地跑去。

   我的最后成绩是44分钟，后面的多少秒已经记不清楚，得了个全院第三名，我们队的队长、政委应组委会邀请上台给我颁奖。他俩一个为我献花，一个给我发奖，晚上的全队大会上又把我好好地表扬一番。记得那一年我29岁。

   第三次参加万米长跑比赛，是退休后去英国看女儿、带外孙。英伦小住期间。伯明翰市政厅发出通告，要组织一次为残障儿童募捐长跑活动，希望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女儿知道我平时就坚持跑步，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捐了39英镑帮我报了名，她自己也同样报名参赛。按照当时汇率计算，我们父女俩参加一次长跑比赛捐出人民币800多元。

   比赛那天有好几千人聚集在市政厅门前的广场上，广场周围彩旗飘扬，各色各样的标语横幅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广告，可惜我一条也不认识。胸前别上组委会发的号码布，记得我的号码是“X9395”。比赛出发的时间快到了，参赛队伍离开了广场来到广场边的马路上，路边的一个高台上面站着一个拿着话筒的人在说着什么，巨大的音箱组合中里传出我无法理解的语言，人们就开始缓慢地向前走，拉开距离时候才能迈开步子跑起来。女儿边跑边告诉我说，前面有摩托车引路，长跑线路边都插上了小旗子，有的地方还拉上隔离彩绳，途中每一公里处都有“X km”的标识牌，一直向前跑到我们经常去玩儿的那一个公园就是折返点，再跑回到原来的出发点，10公里跑就完成了。

   跑出2、3公里后看不见女儿的身影了，我就加快了自己的速度。沿途很多的地方都有人维持秩序，还给不时地我们送上饮水和糖果，并真诚地为参赛者鼓掌、呐喊、助威。

   从折返点跑回来之后，我看到跑在前面的人大都是青年男女，我就算是年纪较大的一个，而且是个中国人。看来英格兰人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健壮，我为自己的肤色和奔跑能力骄傲。10km的标识牌赫然矗立在通往市政厅广场的马路边，我终于完成了一次异国长跑比赛。终点前的路边还有人在大声说着什么，并向每一个完成比赛的人颁发一个装着纪念品的塑料袋，我搞不清楚都是什么人能去领取纪念品，就在终点不远的地方等着女儿。不大一会儿她就满头大汗地跑过来，从服务人员手里接过纪念品袋，走过来看到我没有领到纪念品，她又回去指着我对服务人员说着什么，那人就再给她发了一个塑料袋。我打开一看袋子里装着一小包巧克力，一个小旗子，一件印着本次长跑比赛字样的T恤衫，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宣传品。后来网上公布我的10km长跑的成绩是53分钟，那一年我66岁。

   回顾三次参加万米长跑比赛，我感觉第一次是懵懂之中的冲动，糊里糊涂地就跑了一回；第二次是应付之中的主动，跌跌撞撞地完成任务；第三次是信心满满的自动，顺顺利利地跑到了终点。现在慢步和步行已经成为我和疾病抗争的重要手段，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不间断地运动。尽管“三高”的老慢病挥之不去，但我却以运动不止与之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