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西进西域·新:高昌故城--成就唐玄奘西行求法的补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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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购票处得知胜金口千佛洞不对外开放,这一消息乱了鱼和先生的访古计划,无奈将下一个目的地调整为高昌故城,这一天是2018年8月28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导航至高昌故城,高德地图导航出错。高昌古城遗址已经将景区入口迁移到更有可观性的古城遗址南门。中午时分(吐鲁番的时段,北京时间的午后二点)鱼和先生才站在古城售票处前。其实在火焰山那里有直达高昌故城新修公路。这里鱼提醒自驾去的国保党们,如果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去高昌故城,要回到火焰山岔路口走新修的公路去。千万不要听导航的在乡村穿行,一是限速四十公里且路障太多、探头过密;二是路况太差了,坑洼加翻浆,且导航误导出三公里之多,而且相当长的距离是在葡萄园的泥土路上穿行,掉头都很难,耽误事。

高昌故城游客较交河故城少很多,偌大停车场很空旷。加上鱼的铁狗四毛,只有五辆小车。高昌故城景区很大,比交河故城景区大了至少有三倍,鱼建议要乘坐景区的观光车。O(∩_∩)O~,鱼和先生那天精力充沛,高昌古城遗址内巡视一圈徒步了不少于十一公里,累得都不行了。那天中午的能量补给是哈密购买的玉素普馕就茶水,外加三两块奶疙瘩和一根黄瓜。

高昌故城没有交河故城有观赏性,在这里城仿佛没有边界。最大和最具可观性的遗址在西南大佛寺一块。


高昌古城遗址的北方就是火焰山,横亘在那里如同古城的天然北城墙。它那红色山体在阳光下就像是跳动的火苗。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鱼这期博文的封面图没有,高昌古城走过风尘仆仆、笃定西行的玄奘!在看到他(指塑像)的那一刻起,这一心无旁骛、执着前行的形象就烙印在鱼的脑海中,以致于在高昌古城遗址内行走时,鱼一直觉得玄奘就在身边,从火焰山方向来,向西南方向去。
外城南门遗址,残存的墙壁在鱼的镜头下就像一尊人像和一只石狮。它们对峙着,八百年来不曾改变姿态。

高昌是古代吐鲁番沿用时间最久的名字。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高昌壁,在其后的一千三百多年时间里,不断发展扩大,于公元十三世纪末毁于战火。现如今虽然经过二千多年的风吹日晒,故城轮廓犹存,气势雄伟比肩火焰山。

高昌故城规模宏大。总面积200万平方米,是古代西域留存至今最大的故城遗址。如今其城郭高耸,街衙纵横,护城河道残迹犹存,城垣郭壁保存完好,内城、外城、宫城三重层层叠立。(摘自百度)

高昌文明遗存丰厚,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苏公塔、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吐峪沟石窟等。这些文明遗存展现出中原文化、东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融。由于高昌文化的这种驳杂性,学界对高昌文化的研究既研究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又涉及到中原文化等诸多方面。文明史是附丽于某一时段政权的。高昌文明也不例外,它的盛衰与高昌政权的存亡关系至密。公元九世纪中叶的回鹘西迁,拉开了高昌回鹘时代的序幕。

学界认为高昌文明在文学上呈现出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一是摩尼教、佛教及汉族文化影响下的高昌回鹘汗国文学;一是伊斯兰教及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下的喀拉汗王朝文学。(摘自《新疆维吾尔族文学》,鱼有删减。)

喀拉汗王朝文学:从漠北西迁的另一支回鹘人与葛逻禄等突厥部族汇合,建立起囊括新疆南部、七河流域及中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喀拉汗王朝(亦称黑汗王朝或哈汗汗国)。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手工艺及贸易的繁荣,巴拉萨衮、喀什噶尔成为喀拉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维吾尔文化和文学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高涨的局面。喀拉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学艺术被置于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哲学的影响之下,因此喀拉汗王朝的维吾尔文学,与同出一源的高昌汗国维吾尔文学相比,更多地吸收了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内容、形式、体裁、风格上都别具特色。喀拉汗王朝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学遗产有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辞典》、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艾哈买提·尤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艾哈买提·雅萨惟的《箴言集》等。(摘自新疆维吾尔族文学)

高昌回鹘汗国文学:9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人中的一支与原先在北庭一带游牧的回鹘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包括焉耆、库车、拜城、鄯善、哈密及敦煌以东一部分地区的高昌回鹘汗国,转入了农业定居,当地的古代焉耆人、龟兹人、高昌人、汉人等也逐步融合了进去。城市与贸易进一步得到发展,回鹘书面语随之在新疆及中亚成为通行的语文。高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早就是中原文化和东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兼之高昌汗国境内,佛教、摩尼教、景教同时并存,因此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不仅从汉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以及摩尼教、景教典籍,而且还翻译或改写了许多源出佛教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拉》等。此外还有《伊索寓言》、《圣乔治殉难记》以及《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等与景教流传有关的故事。诗歌有《吐鲁番民歌集》、《佛教诗歌集》、《摩尼教赞美诗》等等。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押头韵,与其后的维吾尔诗歌明显不同。过去世代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如《乌古斯传》等,此时有了写本或抄本传世。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也开始进入了维吾尔人民的社会生活,多幕剧《弥勒会见记》的几个抄本的发现可为例证,宋人王延德所撰《使高昌记》对此亦有所记载。13世纪后,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全境取得统治地位,高昌汗国时期及其以前创造的大量非伊斯兰文化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迄今发现的这些文献不仅只是当时大量文学作品中为数寥寥的一部分,而且多属断简残篇,原著译者已无从查考。现仅从少数幸存作者姓氏的残卷中得悉当时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有迦鲁纳答思、齐齐、阿普林啜特勤、僧古萨利、齐速亚都统、伽琳·凯什、阙达干、阿思黑都统等人。阿普林啜特勤的爱情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诚挚深沉。摩尼教赞美诗对黎明之神的赞颂,反映了人民对于光明和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僧古萨里所译《金光明经》及《玄奘传》,不仅表明了翻译家汉文、回鹘文造诣之深、翻译技巧之高,而且显示了当时维吾尔书面文学发达的程度。源于佛教本生故事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通过对菩萨转世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翦除凶恶的妖魔、瘟神,解救人民的英勇无畏精神的描绘歌颂,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战胜社会和自然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作者采用对反面人物狰狞面目的夸张描写,成功地反衬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这种对比陪衬手法成为后代维吾尔文学创作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段之一。 (摘自新疆维吾尔族文学)








这里就是高昌古城遗址中的西南大佛寺。

《名僧传》记载︰约当太和年间(477~499),高昌有仙窟寺、尼寺都郎中寺。《西州志》残卷记载︰柳中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之丁谷窟,有一寺一禅院;又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之宁戎谷有窟寺一所。回鹘时也盛行佛教,宋·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曾遣使僧法渊,到京城献法牙、琉璃、琥珀盏。雍熙元年(984)王延德自高昌还,在《行记》中谈到高昌尚有佛寺五十余所,都是唐朝赐额,寺中备有《大藏经》。又有摩尼寺,寺中皆有波斯僧徒。一直到元、明之际,高昌一带仍奉佛有僧寺。及回鹘移住后,除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景教、祅教等。十九世纪以后,经多次考古探险,出土无数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汉文、回鹘语经典等。此中,以回鹘语写成之经典,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方广大庄严经》、《弥勒下生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多为译自汉译藏经之转译本。(摘自百度)




看到这里,鱼由衷地感喟:多么恢弘的一座城!哪怕只剩下断壁残垣!





高昌古城遗址景区出口,看似民俗馆又有点像工艺品仿制品售卖处。

高昌故城景区还有个高昌历史馆,值得一看。

高昌一地汉代以后,汉魏屯戍军民的后裔和逃避战乱的内地移民逐渐迁入,在回鹘移住以前,受汉族影响甚深,其风俗政令、文字等悉与华夏大同小异。据文献记载,此地自古即流行佛教。依《出三藏记集》卷八所载道安〈摩诃波罗蜜经抄序〉言,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车师前部王弥窴来朝,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献梵本《大品经》一部。北凉·沮渠蒙逊领有此地后,高僧辈出,译经风气大盛。并有沙门法众、沮渠京声等从事译经。后秦弘始二年(公元400年)法显等人西行途经高昌时,得到供给行资,顺利地直进西南。当时也有高昌沙门道晋、法盛等游历西域。麹氏王朝成立后,佛教受历代诸王外护,佛法隆盛。当地统治者也极为尊崇佛法,如高昌王曲伯雅听沙门慧乘讲《金光明经》,竟以发布地,请慧乘践之。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西游途中,路经此地,国王麹文泰率全城欢迎,热情款待,并请求永留其国。玄奘绝食数日,王才允其西去。为此玄奘在高昌讲经一个月,并为讲《仁王经》。王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又赠送法服、黄金、绫绢等物,派遣二十五人、马三十匹,为之送行。又写信给龟兹等二十四国,恳请护卫玄奘法师。据文献记载,曾有"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的记载,可见高昌国的佛教香火之盛。
及回鹘移住后,除潜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景教、祅教等。(摘自百度)

《魏书·高昌传》记录一段北魏孝明帝对高昌的诏书,称:"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4页)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对高昌人下诏说:"尔等并旧是中国之人,因晋乱陷彼。"在另一封诏书也说:"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许敬宗:《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中华书局,2001年,第249页)。(摘自百度)


高昌社会汉人主体地位,除此而外,高昌居民中确也杂混有相当数量的西域及北方民族人等。从十六国到唐代,许多名籍、户籍和其他出土文书中,都记有不少属于古代非汉人族体的姓氏,如车师的车氏、鄯善的鄯氏、焉耆的龙氏、龟兹的帛氏或白氏、匈奴的沮渠氏、氐族的强氏、鲜卑族的秃发氏等,十六国时期《按赀配马帐》中"亡马"的煎苏獦,《分配乘马文书》中的思头幕、阿贤提亦肯定不是汉人,诸如此类姓氏在文书中时有所见。从曲氏高昌时期开始,昭武九姓中的曹、何、史、康、安、石、米等姓迁来的日益增多,有一件与重光元年(公元520)随葬衣物疏共出的高昌时期名籍,残存人名四十五个,皆非汉族。(摘自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