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为季氏宰，为之急赋税。

郑曰：小子，门人也。鸣鼓声其罪以责之。

邢疏：此章夫子责冉求重赋税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鲁臣，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鲁其後也。孔子之时，季氏专执鲁政，尽征其民。其君蚕食深宫，赋税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者，时冉求为季氏家宰，又为之急赋税，聚敛财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门人也。冉求亦夫子门徒，当尚仁义。今为季氏聚敛，害於仁义，故夫子责之曰：非我门徒也。使其门人鸣鼓以声其罪而攻责之，可也。

朱子集注：周公以王室至亲，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之，非攘夺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冉有为季氏宰，又为之急赋税以益其富。非吾徒，绝之也。小子鸣鼓而攻之，使门人声其罪以责之也。圣人之恶党恶而害民也如此。然师严而友亲，故己绝之，而犹使门人正之，又见其爱人之无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为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身，而以仕为急故也。”（“非攘夺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不知有何依据？）

为何会有此事？此事应与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有关：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孙季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

“季氏”。从左传可知哀公十一年是季康子当权之时，季氏当指季康子。

“富”。翟氏考异：说文“富，备也。一曰厚也。”此富只合训厚，以与薄税敛之薄反对。季氏之用赋厚于周公，典籍故云“富于周公”也。鲁自宣公税亩而田赋倍，已富厚于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复为季氏访问田赋，即所谓“为之聚敛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劝救季氏，卒用田赋，夫子所以欲绝之也。此事又详著于外传鲁语，以证论语，似最允协。若依旧说，则周公勋贵有之，曷尝以之致富，而乃与富人相衡量哉？

古注多认为是富有、富裕之富，指财物富。我取翟氏考异之说，所以驳一下富有之说：富不富得过周公，本不足议；富得有理，不为过；但取法非义，则不可。加赋税有没有正当理由呢？季氏之加赋，就一定是往家里藏吗？也可能用于公益事业和开桥修路等基础建设，如修缮费邑或把它修建更高大更牢固，这种开支当然得通过加赋税来实现。也可能征收后赈济穷人。以冉有“退”的性格，如果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会做加赋的事吗？他会做，只是与夫子的政见不同，而并不是冉有的品德有问题。再说，谁更富有，能比较吗？我认为不好比较。真要比，最好的比法是比收入，工资加封地收入是比较明显的，（而管理费及维护费等开支不好算，也做不到透明。若说我收了很多，结果赔进去更多，还倒贴不少，难不成还能查他的账？这就全凭他良心做事了，当然有一些政绩工程如费邑的超标准建设是明摆在眼前的，大家都看得见估算得出来。）就算季氏田赋重，总量上也多不过周公。还有一种富是算家产，房产田地或可计算，但家中珠宝钱帛以及祖上传下的宝物都是比较隐私的，很难计算，这种富更不好比较。另外也还有礼尚往来的收入，当然别人送礼会更多，这部分收入也相当可观，却相当难计算。以周公的地位，与各诸侯间交际更多，交往规格等级更高，礼物也更贵重，这种富有也不是季氏能比的。

如果以消费的奢侈度来比较，则存在有钱人节俭的情况，也看不出真实的富有情况。只能说，看季氏这么能花钱，应该更富有。

如果赋轻，就算富，也无可非议。

这个富，应是指田赋重，并不指田赋总量多于周公。正常来讲，就算季氏田赋重，总量上也多不过周公。如同举重、拳击，季氏与周公二者完全不在同个重量级别。就算把孟氏、叔氏甚至鲁公、整个鲁国给季氏，也未必能富过周公啊！

所以说，本章的“富”是（赋税）更重、更厚的意思，翟氏考异所论完全正确。“富于周公”，是所收取的赋税比率重于周公当初制定的标准。

有人会问，季氏这个赋税是在什么范围内实施？整个鲁国？还是季氏封地费邑呢？我首先要说的是：冉有是季氏家宰，只负责季家的家事，国事不是他的职责，冉有收赋税只为季家收，只在费邑的地盘上征收。那么是不是等同说季氏富厚于赋税就只在费邑这块地方呢？答案是否定的。季氏是鲁国上卿，他所制定的政策是全国通行的。如果只在封地施行，则封地的百姓岂不怨声载道？如何服众呢？在全国通行，全国民众一碗水端平，则费地百姓无话可说（如果只为费地的公益事业而只增加费地赋税，又是另一回事）。政治不只是压迫、压榨，还得维护稳定，季氏应该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在全国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冉有在费邑征收赋税，这样理解此章是顺畅的，事情相互之间不会矛盾。至于其他地方的赋税，则由上卿与大夫们去安排。

季氏还有什么原因要加赋税呢？我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冉有有足民之才，冉有在治理费邑、打理季家上有一套本领，确实取得成效，民众富裕起来。而季氏作为鲁卿，自然把冉有的治理方法推广到鲁国各地，大家生活都有起色，这时季氏则打算增收赋税？若想，夫子弟子中为家宰者较多，宓子贱不下堂而单父治，其贤能可知，何独冉有为政事之首，必有其过人之处。冉有的政绩会体现在哪呢？所以我便想此种可能并非不可能。

加赋税的事，也不是季氏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思。就是鲁君，也是如此想，这事可见于“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季氏不会平白无故要加税，否则百姓不会答应。极可能是达到了加税的条件（如百姓丰收富裕）和事由。所以，季氏加税，如果不是以公益事业示人以公心，也可以迎合鲁君之私心，于季氏来说，他都可以找到加赋税的理由和政策出台背景。

冉求应该怎么办？皇疏引缪协云：季氏不能纳谏，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义，屈，故曰“非吾徒也”。攻讥于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问，明其义也。

冉有只是政治车轮上的一个小螺丝，他阻挡不了政治走向。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冉有是该走还是该留？

夫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所以批评冉有说，非吾徒也。夫子站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高度，希望上位者节俭而不增收百姓赋税，让百姓过富裕生活，这是圣人思想；冉有是做事之人，想的是多做点事，要能够多做事则需要足够的钱，所以要增加赋税。

求也艺，夫子是推荐、赞许冉有为官的。冉有为政事科之首，是弟子中最善为政者，其对政令之对错亦甚明了。若说知错而又为季氏聚敛附益，是何缘故？以夫子取四科之材，必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冉有岂是无德之人？当时的难处，我们不知而已。

重要的话再说一遍：冉有并非无德，只是与夫子政治主张不一样，二人政治见解不同而已。如果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冉有不会做加赋的事。两种不同政见而产生两派观点，如王安石与司马光，他们品德并无问题，或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可把事办好、把国治好，这并不足为奇，治国也并不只有一种办法、一条道路；厨师也并不会只会煮一道菜。几道菜下来，味道都好，都是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