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华民族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曹 为

一、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民族建设的主要成就

中华民族植根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而其自觉为一个现代国族，则是经百多年苦难奋斗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族建设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看，我们构建和巩固了规模超大而颇具效率的现代国族，卓然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从民族国家建设看，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互为塑造的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华民族复兴成为现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从多民族国家整合看，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既充分继承和保护历史形成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又重塑并不断巩固现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性，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谐的重要政治共识。

二、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的三个维度

总结经验，是人类不断提升实践能力的内在要求。梳理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的主要成就，不仅是理解历史的需要，更是我们面向未来，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的基本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建设进入新时代。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必须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重塑中华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从民族国家建设看，中华民族正有力展现出蕴含已久的规模和效率优势，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持之以恒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民族国家整合看，中国各民族正经历着高速的现代化发展并呈现出后现代端倪，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族际整合现代化，将民族事务治理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1.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数千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和平的追求，但战争始终像一个幽灵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近代以来，随着各文明交流的加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加凸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国际联盟、联合国等，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追求和平的努力。然而，由于世界秩序的主导权长期操控在西方国家手里，这些秩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国家的烙印。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利益驱使，使西方国家将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的价值体系，以普世名义强加于非西方文明和国家。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遂成为许多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战争冲突的根源。世界在文明征服野蛮、先进宰制落后的鼓噪中动荡，已数百年了。今天，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的民族和多种宗教。多样性既是现实，也是人类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试图以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经济模式、一种生活方式同化全世界，既不可能，也有害而无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民族因互鉴而进步。不同民族间存在差异，应相互尊重，对话交流，取长补短，如此方能避免和消解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争执。一个尊重多样性、平等交流而相互取鉴的世界，较之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自然是远为优越的。然而，这个理想却迟迟不能实现。究其原因，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缺乏出自其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固有逻辑的包容并蓄。中华民族的复兴及其独特品质，为超越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构建平等、包容、互鉴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

包容并蓄，出自中国历史文化的固有逻辑，是中华民族基本的精神品质。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在包容并蓄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壮大。没有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竞争互鉴，就没有秦汉大一统。没有魏晋南北朝各族人民的交流交融，就没有隋唐盛世。没有元明清三代的团结融合，就没有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巩固。中华民族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传承，不可能是由某种固执不变的价值体系支撑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使中华民族始终因时应变，敏锐地汲取各种优秀文化因子，周期性地从老大重返青春，焕发出蓬勃生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内政腐败，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然而，尽管西方列强侵华来势凶猛，中华民族毅然放眼世界，对一切有益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兼收并蓄。纵观近代世界历史，中国是少有的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而大体保存历史幅员的文明古国。没有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民族眼里，世界秩序应是什么样的呢？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谓一鸣惊人。此后，我们又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强调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成为里程碑式的国际关系构想。这些对世界秩序的设想，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精神品质的呈现。

今天，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促进交流互鉴和合作互利，建设一个平等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构想的发起者，中华民族必须证明自己有充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足以为秩序的重塑提供持续动力。就此而言，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将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中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路和未来愿景。目前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做好两个共同体在理念上的融通。一方面，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治理理念和经验，可以贡献给全球治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照。构建平等包容、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出自对国际局势深刻变迁的研判，但根本而言，源于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理解。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交流交融，没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气象，是不可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与近代西方国家凭技术、资本等优势全球扩张不同，中华民族更注重远悦近来的开放包容。将观念制度等强加于其他文明和国家，从来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格格不入。正是这种精神气象，使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别于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秩序，既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也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基本理念的重要反思和补正。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和普遍特征，将涵养起中华民族恢宏大度的精神气象并促进其现代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上，强调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担负起荣辱与共的历史命运。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中，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共赏多元文化之美，共谋交流互鉴之道，这些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和普遍特征。对此，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者，中华民族必须首先在自身建设中涵养起恢宏大度的精神气象，并以本民族不断取得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证明这一道路的正确性。此后，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自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

2.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

现代國族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此相应，国族建设呈现为两条道路：一是政治本位的道路，二是文化本位的道路。政治本位的道路，强调国族的现代政制框架，认为以权利保障和公正分配为特征的制度构建，是现代公民自由联合为一个国族的根本要求。文化本位的道路，注重于将国族建设为一个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伦理实体，它反对抽象的理性构建，认为国族是植根和生长于特定历史过程的生命有机体。文化本位的建设道路，又分两条支路：或强化组成国族的各族群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各族群觉醒的基础上将它们团结为一个国族;或加强国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建构，不在各族群相互关系上，而是在国族作为统一实体的意义上巩固其伦理基础。理论上讲，任何民族都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存在着普遍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特殊主义的历史命运共同体的紧张。假如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联结，民族国家就能更好地完成一体化使命。然而，每个民族都在自己特定的历史际遇中形成各自特殊的建设道路。

中华民族的建设，始于二十世纪初，至今已逾百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外交困。外有列强入侵、压迫宰制，内则军阀割据、政治腐败，中华民族建设步履维艰。政治本位的建设道路，在二十年代曾一度流行。然而，三十年代后，随着救亡图存的压力持续增加，这种以理性启蒙和制度完善为特征，寄望于长期和平环境中公民自由联合为国族的设想，与现实渐行渐远。政治本位的道路，因不能应对时务之急而成为潜流。比较而言，文化本位的道路更为符合时宜。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不断自发生长的爱国主义精神，较之理性计算和政治妥协，当然更能服务于便捷高效的组织动员。孙中山晚年就强调“大中华民族主义”，并认为既有的宗法宗族势力，不妨借来加强政治凝聚力。此后，蒋介石的“民族宗族”论，仍是延续孙中山晚年的国族建设思路，走文化本位的建设道路，以国族作为统一实体的历史文化建构为主，兼顾各族群自身的建设。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终致理论不攻自破。二十世纪上半叶长期不得统一的乱局，使文化本位的建设道路，逐渐从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调国族作为统一实体，转向了倾向多元平等的、强化各族群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建设进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起以平等和补偿为原则的民族治理体系，历史地看，这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国族建设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国族建设道路是正确而卓有成效的。然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世异则法变。随着冷战结束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既有的国族建设道路逐渐暴露出问题。讲民族权利多，讲民族义务少;讲民族作为集体多，讲民族中的公民个体少。把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关系的总合看待，对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则含糊其辞。认为中国各民族出于历史文化的自然，中华民族则纯属政治虚构。凡此种种，皆指向一个总问题：随着形势发展，中华民族面临虚化的危险。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这就是说，要明确中华民族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国家建设，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来统筹展开。在文化本位的道路之内，尊重各族群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保护，但着力推进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实体的历史文化建构。在文化本位的道路之外，则重建政治本位的道路作为国族建设的复线。未来中华民族的成熟形态，必将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两者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此同时，我们要将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落到实处，又必须在具体举措上注意其作为伦理实体和政治框架的辩证关系。

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至少包括四种举措：民生建设、公民建设、法治建设和市场建设。民生建设是中华民族建设的物质基础。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加强中国各民族的民生建设，是现今正确处理各种民族问题的共同前提。然而，搞好民生建设，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自动解决。从世界历史看，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往往不发生在穷困潦倒之际，倒是出现在逐渐富裕之时。公民建设是持续提升中华民族主体性和整体素质的基础工程。除非养成每个人独立创新的人格，民主政治制度便不能发挥效用，市场经济也缺乏不竭的动力。然而，公民教育并非抽象的理性建构，它必须建立在一个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缺乏特定历史文化支撑的公民教育注定水土不服。法治建设是重构中华民族生活秩序的关键。通过法治的社会控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法律的框架内处理日益丰富的社会经济诉求，有利于从个体层面解决矛盾。然而，否认和漠视民族的集体权利和诉求，不仅有脱离现实政治框架之嫌，更可能失去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建设是中华民族所以为现代国族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的逻辑要求打破一切古旧的壁垒，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市场经济说到底只能满足人们的生存欲望，对于生活意义的集体想象，对于生活秩序的保守维系，市场未免力不从心。如何在市场逻辑之外增加一个文化的逻辑，抑或如何使文化逻辑不全同化于市场逻辑，这是建设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重大课题。在民生、公民、法治和市场建设中，我们都看到相反相成的关系存在，这正是中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和政治框架，在具体建设中不断寻求平衡发展的体现。

3.协调族际整合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民族，是以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相区分的人群。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可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大类。文化民族普遍存在于前现代世界，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政治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以独立建国为要义，通过人的公民化及公民的集体化，在一定领土范围内长期高效调集资源。族际整合，就是在承认保护文化民族固有权益基础上，将之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并建构为一个政治民族。就此而言，族际整合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以诸文化民族为动力、统一国族为方向的族际整合，是以现代性为本质属性的。然而，二十世纪中叶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显露出族际整合的后现代性。经历数世纪政治建構而成的西方各国族，因族裔、难民等问题重新出现分离主义的倾向。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一族一票的族际政治主张等，甚嚣尘上。文化民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保守，蜕变为政治博弈和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对西方各国族起了很大的解构作用。

二十世纪，当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现代性族际整合而转向后现代时，中国族际整合仍以现代化为目标，即将诸传统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现代国族。实际上，自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与中国各少数民族就存在平行的二重建构。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各少数民族自身的凝聚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在民族识别基础上，构建起以平等和补偿为原则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这绝非对所谓苏联模式的盲从，而是先进政治理念和高超政治智慧相结合，在继承历史遗产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使我们在将诸传统文化民族整合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持着政治稳定，与此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文化民族蜕变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分裂国家的“政治民族”。经过70年的努力，民族团结和谐的制度框架和文化心理结构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中国族际整合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族际整合的后现代性也初露端倪。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一些新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是传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能完全囊括的。例如，传统的民族问题，往往与边疆治理相关联，现今的民族问题，在民族人口大迁徙的浪潮中，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在城市生活中交流交融，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也产生着蝴蝶效应。城市民族工作创新，成为现今民族事务治理中的前沿问题之一。又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外籍移民不断增多，并在城市里聚居成“族”。这些人群，已经开始要求作为“民族”的权利。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再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诉求，已开始从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权益转向政治权益。这些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转型。现今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族际整合的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而其后现代性已然出现。

面对族际整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时呈现，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协调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多”是动力，“一”是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保证中国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坚强国族，是族际整合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在族际整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行的情况下，我们要牢牢抓住民族工作主線，集中精力推进族际整合的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汉化。历史上，所谓汉族，实际上是淡化了文化特性、在交流交融中涵养起开放包容气象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人群。今天，凡是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因素，都应为整个中华民族所用。现代化的发展，要使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更便利、更健全、更美好，而非某一或某些人群所独享。另一方面，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纳入法治轨道。文化民族的关键是文化，是以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为特征，对历史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的保守。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势必承受更多阵痛，有必要通过国家权力对其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特殊保护，并以特殊机制促进其向现代化发展。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族，尤其是民族精英阶层，有向政治博弈和利益最大化发展的动向。以捍卫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为名，反对现代化发展;或打着民族集体权利的旗号，争夺一己或特定集团的非法利益，这是当前民族工作中必须着力防范的重大风险。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必须切实纳入法治轨道。中国各民族，都须在法律范围内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任何公民或人群都不能例外。实际上，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是族际整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平衡器，是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族际整合现代化任务的重要抓手。

三、结  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此，既要在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自身历史发展两个进程中理解，也要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和近两百年苦难奋斗两个逻辑中把握。过去一段时期，中华民族主要作为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总合来看待，中华民族建设也主要从妥善处理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来推进。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拓展中华民族建设的新视野。中华民族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重塑中华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中华民族正有力展现出蕴含已久的规模和效率优势，为此，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持之以恒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各民族正经历高速的现代化发展并呈现出后现代的端倪，为此，必须审慎协调族际整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品质。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我们才能以简驭繁，妥善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驶过历史的峡口，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途。

            ——2019年第23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