苞谷棵子高过头顶的时节我在村南的焉支河边浇地。

活不重，只是一时一刻离不开人：一垄浇齐活了，下一垄的地头纳开个口子，堵上浇过的那一垄水口。而后盯住那水头一路跟去，平一平地势稍高的地方，堵一堵跑水的地方，直到每处庄稼都浇到、浇透了。

浇地的水来自村北的渭惠渠，那是民国年间修的，流经本村的这一段占用了原本的焉支河故道。于是那条发源于马嵬、东向六十里注入渭河、却已流淌了千万年的小河便被导入一道深可一丈，宽五六尺的沟底，渐渐不为人知。

对庄稼人来说，能投生在这焉支河边的上马村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书记参观大寨回来说，陈永贵说了，你的陕西，平展展那么好的地，渭河泾河那么好的水，打的粮偏赶不上穷山恶水的大寨，不是懒又是什么？人家大寨人那才叫战天斗地，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没有灾……还不一定丰收哩。

他说的有语病，教我难以信服。但我确信如果陈永贵来了见了，必也羡慕我们这五陵塬下的上马村。

一头想着，一头踏着田垄，跟着那亮晃晃的水头朝庄稼深处走。宽大的苞谷叶刺啦刺啦地响，灰黄的苞谷花簌簌地落在肩上头上。忽然听见炸雷也似的一声猛喝：“狗日的偷瓜贼，早就看见你了！”

那是一垄之隔的瓜地里务瓜的瓜客，因见这边禾秆摇曳，以为有人想偷瓜。

我懒得理他，照旧走我的路。

他却不肯善甘罢休：“再不出来就拿砖头砸咧！”

我不好再不理了，万一他真拿砖头砸哩。

我老大不情愿地应了一声：“是我。”

“就知道是你，老老实实给我出来！”

若我照办必然显得很傻，却又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怏怏地出了青纱帐，铁锨朝地上一戳，站定由他验明正身。

“原来是苞老师，我还当是偷瓜贼哩。”

虽说我姓秦不姓苞，然则几十年里，上马村男女老少三四代人都叫我苞老师，却是件由人不由我的事。

“来呀苞老师，刚好有个新切的西瓜。”他黑脸白牙地朝我招手。

我说：“不吃。”

他说：“你看你这人，客气个啥哩么。大热的天，我是诚心的。”

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却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提起铁锨接着浇我的地。

风华正茂的年纪我是村西上马小学的一名老师，教的是算术。那时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我的未来先是接任校长，而后调到县教育局，再往后提拔到专区……直到有天在县里教书的女友来看我。

其时正值三年大灾。她来得突然，我一时买不到好吃的款待她。空手而归的路上我顺手牵羊，在地里掰了二十来个嫩苞谷棒儿。

女友见了惊道，有两个尝尝鲜就够了，干嘛掰这么多呀。我说带回去分给你的同事。

正守着饭锅边煮边唠，我的一个学生领着生产队干部来了。人赃并获，逮了我个正着。当晚挑灯开批判会，翌日上报到县里。县教育局斟酌再三，对我做出了开除教职的处分。

丢了工作的我被就地安置在上马大队第四生产队做了农民。不记得何时有人开了个头，渐渐一村老少都叫我苞老师了，“一个偷苞谷的老师”。

及我务农已近二十个年头，人们呼我“苞老师”亦不再有嘲谑之意，我才对今生今世这唯一的一次波折有了飞跃也似的认识，庆幸以我这张扬、不甘人下的个性，倘没这次小小的挫折，不知在其后的社教、文革大风浪中可能闯下多大的祸。

拨乱反正那年老校长来找我，说现而今百废俱兴，师资紧缺。要我写个申诉材料，学校再出个公函，报请上级为我平反，请我重返教师队伍。

他哪里晓得其时我早把“万事有定”的道理吃了个透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眼目下我已过得很好，刻意谋取只会画蛇添足。

便对他说上级平反的是冤假错案，当年组织对我的处理却是恰如其分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