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楼

读了几本书，心思不够集中，知其大略而已。一本是《世界通史》，听外国人分析归结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一本《国富论》，也是老外谈国家财富的聚敛。

这两本书的作者，他们与我们的文化视角存在差异，我未必苟同，只是想换一种思维方法，对于已知的东西有新的认知。读书中有一些体会。由此知道，我们之所以形成思考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它们形成撞击后，思想才能被激活。

这给我们正确看待教育中的认知以启发。若课堂中只有一种认知，那么教学就会演变为接受模式。这一种认知，因为唯一，就具有了权威性，是标准化认知，所以教学自然变成了解读和领略这个认知，然后接受它。而课堂这样的学习境地若并行两种或多种认知呢？它们之间就存在认知冲突。于是教师和学生都需要进行辨析，分析其合理与不合理之处，这样就推动认知走向全面和深入。这时的课堂教学，就不能满足于传授的方式。权威性，唯一性和标准化，被怀疑和批判所取代，于是思考辨析，以及讨论就成为了主要学习形态。

由此看来，课堂中需要呈现多种认知，以突破知识的单一传播局面，有意识把不同角度，多样化，甚至构成正反面冲突的认知，一起呈现在课堂，由此在学生头脑中掀起波澜。这时，教师就可以稍微退居幕后，看学生进行思想交锋了。待几轮冲击后，学生的认知无法前进之后，教师再走到前台，做一个思想的引领者，即可。

教学中，至少在人文类知识的认知领域，思考的价值要大于知识本身。而在我们的教育中，因为应对考试的需要，学生需要解决的都是纸面问题，是绝对纯净的环境中，虚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的解决只要有对应的知识即可，这时的思考的重要性其实让位于知识。换句话说，知识的作用大于思考。

缺少思考发展的人文类学习，是中国文科教育的最大弊端。语文教育塑造出来的人，都带有这个学科特有的特征，即激情化，感性，而理性不足。积累对于语言学习是重要的，与之同样重要的是学会独立思考。

语文界，谈人文性的声音很强大，而说语文需要理性思考的，这样的人是少的，几乎被视为异类。

若学习中只要一个答案，教师又是掌握这个答案的权威，那么学习就变成了学生向老师索取这个宝贵的东西，他最需要的品质就是顺从和讨好。有一点不同思考的学生会遭到老师的贬斥，因为老师以为，那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不去质疑，只要听从。这种学习品质若转化为一辈子的生活态度，我不知道是幸事还是悲剧。

若做老师的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们恐怕首先要从“尽信书”的改变做起，逐渐增强独立思考的力量。也就是说，教材中的课文，不是完本，注定有这样与那样的不足。教师要有质疑的能力，并发展学生的批判力。

话说回来，为什么中国教育，尤其语文教育缺乏思考力，恐怕与适应考试的需要有关。考试需要有一个评价用的答案，这是具有唯一性的。因为考试主导教学，教学要服务于考试评价的需要，于是教学需要有一个同一的答案，即我们的老师需要寻找的是与命题人无比接近的一种思维，即与他的思考走一条路。没有考试的教学显然是缺乏评价把手的，而过于追求应试的教学，其思维被局限住了，没有了个性与创新。

若不给文科教育松绑，不从思维能力上进行学科评价，过于倚重知识效能，那么我国的语文教育还是会在围绕小语文的圈子转磨磨。

《世界通史》一书评价中国科举制度时说，这保证了中国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文官政治的基础，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构建相对稳固而有效实施统治的政权。可是其局限性在于文化与思想的高度同一，儒家化之后，这个社会的思想被一元化禁锢了，创造力也随之丧失。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儒家文明持续时间最久，而且创造的社会财富一度为世界上最多的，这源自相对稳定的政权和一元的文化。却因此剥夺了高智慧的人群的思考力和创造力，他们只要顺应一种思想即可，且安于以大中华为中心，失去了扩张性，发展力大大减退了。印刷术发明后，只是传播儒学，没有促进文化的繁荣；指南针发明之后，只是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中用过，在航海的大发现中没有中国人的踪迹；火药发明后，也没有应用于军事扩张，这种技术的消化与应用几乎没有进展。而人类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涉足地域的扩张为显著标志的，安于现状即意味这这种文化的创新力的丧失。科举在有利于政权稳定之外，也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制约力。

丧失独立思考力，这有害于人的创新力的发展。语文教育先天带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我们要给学生的不应该是唯一的一个答案，若教他们独立思考，这对于新文化，新教育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