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道，惟其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昔者六国之际，处士横议，以荧惑天下。杨氏为我，而墨氏兼爱。凡天下之一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举皆归于杨氏；而道涂之人皆可以为父子兄弟者，举皆归于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绝其天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此其势然也。故老聃、庄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为兼爱、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为为我，不为兼爱，而处乎兼爱、为我之外。此其意以为，不兼爱则天下议其无亲，不为我则天下议其为人。故两无所适处，而泛泛焉浮游于其间，而曰我皆无所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今以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已详矣。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故为我者，为兼爱之所诋；而兼爱者，为为我之所毁。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盖古之圣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传于后世。今老聃、庄周不得由大道，而见其隙，窃入于其间，而执其机，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说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断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然兼爱、为我亦莫弃也，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故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无可无不可，此老聃、庄周之所以为辩也，而仲尼亦云。则夫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盖尝闻之，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而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老聃、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今将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其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也。盖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实有之事，则于天下亦何事之不可为。至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夫老聃、庄周则亦尝自知其穷矣，夫其穷者何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观其徼。既曰：无之以为用。又曰：有之以为利。而至于佛者，则亦曰：断灭。而又曰：无断无灭。夫既曰无矣，而又恐无之反以穷。既断灭矣，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则夫其情可以见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天老聃、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