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名儒生大声喝道：“张月鹿，你口出狂言，说什么礼教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可见你平日里也是不遵礼法之人，无君无父，弃国弃家。”

    “无君无父，可真是天大的指责。”张月鹿笑了笑，“所以我才说，你们这些儒门弟子总是把天下视作一家，把所有人与人间的关系视作父子关系，要么给自己找个父亲，要么自己做别人的父亲，总得有个人跪着，我强你跪，你强我跪，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坐而论道吗？”

     虽说道门讲平等，但道门同样受儒门影响很深，许多道门之人骨子里还是儒门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找一个足够强大的父亲，然后把不如自己的人变成儿子、孙子。 这种想法甚至已经浸润到了生活的点滴习惯之中。比如有人极为推崇某人，其他人看不惯，就将其称作是某人的“孝子”。更有甚者，有人推崇某人到了极点，便称某人为爹。甚至骂人也是围绕着伦理的这一套展开，说到底无非是谁做谁父亲的问题。

    再往大了说，中原王朝对待周围藩属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中原百姓最喜欢将诸多藩属国视作中原王朝的儿子、孙子，并迅速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和快感，皆因这种因为伦常辈分错乱的愉悦已经深深刻在了其骨子里，甚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量伦理得失的秤，抹除不掉。

    儒门将天下视作一家，将国事视作家事，在一家之中，最重要的不是对错，而是和谐、稳定，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在一个家庭之中，很难真正去探究对错，不是非黑即白，谓之中庸。但儒门的修身又提倡做个正直君子，修身理念与治国理念相互冲突，最终结果就是逼得人人都做伪君子，谓之人心向下。

    正因如此，道门内部关于去儒门化的声音从未停歇，而儒门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虽然有荀卿、亚圣不断缝缝补补，但理学圣人将儒家彻底儒教化之后，天理深入人心，礼教壁垒高筑，已然是不能挽回，哪怕后来又有心学圣人横空出世，提出三教合一的理念，解放人心，欲要对儒门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重塑一个新的儒门，可到了最后，因为内部阻力太大，理学一派根深蒂固，还是无疾而终。

    或者说，儒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更新迭代，吸收了法家、道家的观念，甚至还糅合了部分佛家观念，于是心学一派才能顺理成章地提出三教合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门确实堕落了，醇正儒家早已和老冤家墨家一般，死在了故纸堆里。当然，道门也是如此，如今的道门同样是三教合一后的道门，甚至道门更杂，除了佛家、儒家、法家之外，还吸纳了墨家、阴阳家、农家等等，正因为道门的杂，内部阻力反而不大，最终成功，这也是三教合一的声音始终是道门主流的缘故。

    儒门是讲尊卑秩序的，向地位不如自己之人讨教，是为“下问”，这就是高下有别。正因“有别”，所以“下问”是耻辱的，站着的人怎么能去请教跪着的人呢？故而“不耻下问”竟然成了美德。道门是讲平等的，既然是平等，那就没有上问和下问之分，请教与耻辱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自然没有“不耻”之说。

     这些儒门弟子敢来找张月鹿的麻烦，自然是有些真才实学，也曾专门研究过张月鹿与秦凌阁的辩论，哪里听不出张月鹿话中暗指，立时有人反驳道：“如今圣天子在位，天下苍生谁不视皇帝陛下若父？君父臣子，如何分不得上下尊卑？难道儿子还要欺压在父亲的头上吗？”

     张月鹿笑道：“君父，君父，总要认个父亲才肯甘心，认了父亲便可以用忠孝压人。试问，我姓张，皇帝陛下姓秦，如何成了我父？若皇帝陛下果真是我父，乃至是天下百姓之父，为何有人是公主，我却做不得公主？为何有人锦衣玉食，而有人却衣牛马之衣、食猪狗之食？同样是儿女，这是何道理？你们大约又要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了，是也不是？”

    儒生脸色憋得通红，不知该如何反驳，只能大声道：“大逆不道，大逆不道！”

    另一边，又有一名儒生道：“荀卿云：‘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亚圣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你说的此等桎梏并非儒学本身如何，而是你只能看到形而下，悟性才能无法窥得形而上，未究真谛，执于表面，这才胆敢亵渎经典。”

     张月鹿平静道：“我不评判这两位圣贤是对是错，我只说‘平等’二字，上下难免有别，却不应强分主奴。你们知道甲骨文的‘臣’字怎么写吗？俯首屈从，好似一只竖眼，不敢直视，本意指奴仆，官吏不就是君主的的奴仆？所谓君臣，主奴罢了。忠君不就是忠于主人？何必将其拔高到道德二字的高度？这是你们儒门的规矩，甘愿为奴，那也是你们的事情。”

    “我道门只有人，人有上下，无非真人俗人之分，可总归都是人，没有帝王，唯有飞升登仙之人才加一个‘君’字，可也没有人自称为臣奴的。我不愿做人奴仆，也不愿认他人为父，何以成了无君无父？只因所谓‘无君无父’，又何以成为了弃国弃家？难道君与国是一体的吗？难道认父与成家是等同的吗？”

    儒生们无不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