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为宣扬国力，挑选各种颜色的马各一千匹，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在大观峰下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俗称“唐摩崖”。

除“御撰御书”4字和末行年、月、日为正书外，其他均为隶书，字大25厘米，额高3.95米。隶书“纪泰山铭”2行4字，字大45×56厘米。唐摩崖"纪泰山铭"刻石，形制端正，气势雄伟。

朕宅帝位，十有四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难任，安夫难安，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心之浩荡，若涉于大川。赖上帝垂休，先后储庆，宰衡蔗尹，交修皇极，四海会同，五典敷畅，岁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佥谋，唱余封禅。谓孝莫大于严父，谓礼莫尊于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积，固请不已，固辞不获。肆余与夫二三臣，稽虞典，绎汉制，张皇六师，震叠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肃肃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顺也。

《尔雅》曰：“泰山为东岳。”《周官》曰：“兖州之镇山。实惟天帝之孙，群灵之府。”其方处万物之始，故称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称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于是乎启天地，荐成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玄天之眷命，为苍生之祈福，岂敢高视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设坛场于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于山上，冀一献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广增地之义也。 [3] 

乃仲冬庚寅，有事东岳，类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毕降。粤翌日，禅于社首。侑我圣考，祀于皇，在地之神，罔不咸举。暨壬辰，觐群后。上公进曰：“天子膺天符，纳介福。”群臣拜，稽首，千万岁，庆答欢同，陈诚以德。大浑叶度，彝伦攸叙，三事百揆，时乃之功。万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众宰，时乃之功。一二兄弟，笃行孝友，锡类万国，时惟休哉。我儒制礼，我史作乐，天地扰顺，时惟休哉。蛮夷戎狄，重译来贡，累圣之化，朕何慕焉；五灵百宝，日来月集，会昌之运，朕何感焉。凡今而后，儆乃在位，一王度，齐象法，摧旧章，补缺政，存易简，去烦苛，思立人极，乃见天则。於戏!天生蒸人，惟后时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载物，惟后时相，能以厚生生万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 [3] 

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余幼孙，克享上帝。惟帝时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孙隆基，诞锡新命，缵戎旧业，永保天禄，子孙其承之。”余小子敢对扬上帝之休命，则亦与百执事尚绥兆人，将多于前功，而毖彼后患。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予；一心有终，上天其知我。朕维宝行三德，曰：慈、俭、谦。慈者，覆无疆之言；俭者，崇将来之训；自满者人损，自谦者天益。苟如是，则轨迹易循，基构易守。磨石壁，刻金记，后之人听词而见心，观末而知本。 [3] 

铭曰：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天为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德凉者灭，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称有截，文表时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礼备封禅，功齐舜禹。岩岩岱宗，衍我神主。中宗绍运，旧邦惟新。睿宗继明，天下归仁。恭已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礼，留诸后人。缅余小子，重基五圣，匪功伐高，匪德矜盛，钦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奕奕，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祗遹文祖，光昭旧勋。方士虚诞，儒书龌龊，佚后求仙，诬神检玉。秦灾风雨，汉污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播告群岳。 [3] 

铭文首先记载了唐玄宗封禅的起因和规模，“朕宅帝位，十有四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描写了封禅典礼的过程；赞颂和夸耀了“五圣”的功绩；一扫历代帝王专为自己 “秘请”天神赐福的旧习，改变了帝王封禅仅为满足个人奢望的陈规，明确提出“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并谆谆告诉来者：“道在观政，名非从欲”，充分反映了唐玄宗“开元盛世”的雄心壮志和务实施政的特点。

这是中国古代祭天传统中，皇帝向上天述职，检讨自警，发誓要体现和遵行“天则”（“凡今而后，儆乃在位，一王度，齐象法，摧旧章，补缺政，存易简，去烦苛，思立人极，乃见天则。”），认识到“天生蒸人，惟后时意，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载物，惟后时相，能以厚生生万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并为万民祈福（“至诚动天，福我万姓”“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元天之眷命，为苍生之祈福”）的证据。可以看到《纪泰山铭》里唐玄宗的责任观念里，是遵循和体现“天则”的自然法和天下苍生的福址。“立人极”的权力仍然存在宗教信仰下对“上帝”和“天则”的尊重、约束和责任，而非“无法无天”或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在古代传统中皇帝作为政府最高权力者对“上天”“上帝”的尊重和虔诚及其对“上天”承担的责任，就是安民保民和天下苍生的福址。生命、安全和追求幸福正是皇帝所遵从的“上天”（“上帝”）所赋予人的“天”性和“天”则，而皇帝权力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正是来自于天授（“维天生人，立君以理”）。上天信仰实际上明确了权力的责任，并引导了权力运用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