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是最为重要的心学工夫。徐复观认为，“‘敬’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精神的凝敛与集中，可以把因发酵而涨大了的自我回复到原有的分量，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观对象之上；随工夫的积累，而深入到客观对象之中；即不言科学方法，也常能暗合于科学方法”[2]。
“立志居敬之说，最紧切于学者。”[3]“‘欲从事于道，以何为先？’道不远人，故不可须臾离。持敬集义，第一要法。”[4]“持敬”，即持守恭敬之心，指思想的专心一意，不为外界物欲所牵累引诱。“集义”[5]，即行事合乎道义。“敬”[6]作为方法，作为主体的积极的理性活动，指来自道德义务的主动反省和克己之高度自觉的精神状态。
儒学自古以敬相传。在儒学思想史上为了与其他修养方法进行区分，便有了对“主静”说和“主敬”说的判分。“静坐观理”的学说发源于二程，后在延平和朱子处成为心学的本源。朱子告诫弟子说程明道、李延平先生亦教人静坐，是因为担心“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7]。静是一种心灵准备，静才能收敛身心，道理方有凑泊处。因此，静坐在道佛两教中以打坐、禅定等身体工夫为进路，直接与所要修炼的理想人格境界有关。儒家则以事上锻炼为根本工夫，静坐只是辅助人收敛和净化心灵，并不以本身为最终目的。因此，朱熹说：“敬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8]
退溪说“敬”即“专一则有不待思而能随事中节”[10]。专一，才能达到随时恰如其分处事的境地。退溪虽然推崇真西山的《心经》，但并不认同其敬静为一的观点。他举例说：“延平绝世静坐，若专以为标准，亦或有流于一偏之弊”[11]，认为“伊川恐学者未悟，故加别白”[12]。也就是说，“明道言静，即敬字之义”[13]，伊川担心学者不清楚，才会有此说明。静多少还是带有无主格的身体之寂然之境，敬则是一种有主格的寂然心境，它是人心寻求与终极本质相契合的心理状态。
儒学自古“以敬相传”，敬虽有主静之意，但在动静中费思虑是无法理解敬之本义的。对原始儒家来说，敬是“尧之钦明，舜之兢业，汤之圣敬，武之敬胜，孔子之行笃，敬修己以敬，是也”；对宋明理学来说，敬是“程子尝以‘主一无适’言之，尝以‘整齐严肃’言之。门人谢氏之说，则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有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15]。敬作为退溪为学之核心修养方法，贯穿到所有的思想和学习活动之中，是凝道广业之基。退溪在《静斋记》中说：“主静而能御动者，圣贤之所以为中和也。耽静而绝事物者，佛老之所以为偏僻也。”[16]主静之静不同于老佛之静，它是静中有动，可谓“主一之功，通乎动静”[17]。“由定而明，曲当时措，各止其止，动亦静尔”。这不是堕落一偏的灭常伦法。退溪认为，龟山、豫章、延平一派都是在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退溪还批评尹和靖：“始终一个敬字做去，岂非伊川之教呢？”可见，“静学之易差而不可忽”[18]。敬没有脱离日常，敬不是离开世界独自盘腿而坐的禅定，而是需要在日常世界中一贯体现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敬的日常性才不会落入抽象。因此，在退溪这里义和敬也不是分开的。退溪主张“知敬既主静之意，又专意于敬，才不流于禅”[19]。
儒学修养中的静坐应该是抚定思绪，思索求道的姿态，以一种镇定沉着的心静坐，洞见天地之理。人心“本真而静”，当“外物胶扰”时，“情炽欲荡”“百虑千歧”。为收敛其心，必求其本。何为本？那就是静。静则“外无妄接，肃如军垒；内无妄念，湛如止水”[22]。然而，静坐要得力，还需靠敬之心性修养工夫。主体不有敬，光想靠身体的静是无济于事的。静坐需要以敬与存心来协助完成，静坐也辅助心敬与存心。这种静坐从根本上说，是主敬一路的修养方法，只不过突出了身体的活动形式。
人不可无思虑，敬则心便一，能常存心性。
此外，敬还有“戒慎恐惧”之义涵，强调“畏”。“敬畏”并不是对特定对象的畏惧，而是一种主动防险和常“提撕”的心态。“戒慎恐惧”是未发时的专用工夫。按朱熹的意思，常用提省此心，则群邪自息。“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28]敬即畏，随事专一，有所畏惧，才有所收敛。孔子也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而在日常行为中实践“中和位育”之实功，不能只敬畏上天，“日用动静”都要时刻心存敬畏。“畏敬不离乎日用，而中和位育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彝伦，而天人合一之妙斯得矣。”[29]“敬”和“畏”不是朦胧时期对宇宙规则的无知导致的惶恐，而是以天为标准的人自觉修养时因自身不足而产生的内疚和畏惧，显示了对宇宙创生之理的尊敬。总之，敬的主旨在于充养道德心性，以超越自然生命的制约与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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