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12月25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引发广泛关注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般情况下，法律修订案经过一两次审议即可通过，三审的情况很少，而《公司法》修订草案将是第四次审议，可见国家对《公司法》的修改慎之又慎。

《公司法》的这一轮大修，有很多看点。本文关注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问题，分析为什么要授权。

先说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职权区分。现行《公司法》对股东会的地位有明确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而对董事会、经理层的地位却未界定。不过从法条的表述看，它采用了现代企业管理的通行理论，将董事会定位为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机构，而经理层则是经营管理事务的执行者。这一点，从有关法条对董事会、经理的职权列举中不难看出。

目前在中国，企业数量有5000多万户，但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而且企业形式以公司为主。对小规模公司来说，要求建立规范完备的董事会、经理层，是不切实际的。立法者对此有清醒认识，现行《公司法》第4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即不强制要求公司设置经理层。矛盾的是，第49条紧接着又对经理的职权进行了详细列举。这应该是立法者的好意，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写入法律，以便各类公司参考采用。但这也形成了一个漏洞：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法条如果规定了经理的职权，若股东（会）、董事会未给予经理，就构成了违法。这显然不合理。既然经理可设可不设，那么设或不设、设了给他哪些职权，便是公司自己的权利，法律上称之为“私法自治”。

立法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的《公司法》修正案对此作了两点修改：一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即经理不再可有可无，而成为必设职位；二是将现行《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职权全部删除，只规定经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授什么权、怎样授权，完全交给公司自己决定。

那么，董事会为什么要向经理（层）授权呢？这涉及到复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非一篇短文所能尽述。本文不作理论阐释，只从实操层面进行解释分析。

按照公司行为对社会影响的大小，国家监管最严格的公司是国有公司和上市公司。国有公司经营着国有资产，国家是股东、出资人，用法律来保护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上市公司有大量的中小股民，他们的利益也需要给予特别保护，否则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韭菜”。既要保护股东利益，使之不受公司经营者侵害，又要尊重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经营者正常行使经营管理权，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董事会做实建强。

公司董事会成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董事，也叫执行董事，他们在公司全职工作，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并领取薪酬；另一类是外部董事，他们不在公司全职工作，只在董事会开会时参加会议，履行董事职责，获得相应的报酬。外部董事又可以分两类：一类叫股权董事，他们受股东委派，代表股东利益（当然，内部董事中往往也有股权董事）；另一类叫独立董事，他们受上市公司邀请担任董事，主要代表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

很显然，如果公司董事会里只有内部董事，董事们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关系过于密切，很容易站在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忽视甚至损害股东利益，从而形成“内部人控制”。因此，新修订的《公司法》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的职权作用，对国有公司，明确要求在董事会中外部董事要占到多数；对于市公司，重申要设置独立董事。

外部董事占多数，说白了就是“掺沙子”策略，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内部人控制”，但也存在一个问题：董事会很难经常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公司事务。外部董事不是普通职工，不能随时招之即来，而且他们对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也不熟悉。如果公司董事会需要经常开会，一旦缺席的董事超过半数，董事会便开不成会，即使开了会，很多董事对议题的情况一知半解，却要行使决策权，会议质量和效率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事会就不能把公司的大小事权一律揽在自己手中，而要进行分类，把日常事务、一般事项交给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只管那些重大事项的决策，以及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事项。这就是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

有人会说，《公司法》要求设置经理，董事会再向经理授权，这对小规模公司并不适用。的确，对中小微公司来说，既有董事会又有经理层，机构叠床架屋，毫无必要。立法者对此问题有充分考量，新修订的《公司法》并未要求所有公司必须设置外部董事。在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成员可以交叉任职，董事兼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这是公司股东的自治权，法律不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