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难题
(2023-04-11 14:49:49)
			
此次科技领域机构改革全方位调整,与中国所处的发展环境不无关联。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对出口的打压以及对高科技的“卡脖子”,都是对中国发展的遏制。
之所以形成被“卡脖子”的局面,与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密切相关。
研发经费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源头之水,其投入规模和占GDP的比重(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仅是反映一国对研发活动资金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进程和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发经费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根据科技部数据,2012年突破1万亿元,2019年突破2万亿元。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
这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有效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与其合作伙伴此前发表于《中国科学报》的文章,2009年美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就已达到19%。
此后,为确保其科学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22年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有2000多亿美元投向了前沿科学领域,其法案称,将在未来几年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玄兆辉介绍,从投入来看,中国研发经费规模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2020年美国的3.45%、德国的3.14%、日本的3.27%、韩国的4.81%等相比,我国仍有较大差距。
“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中等偏高收入经济体,我国很多行业的创新水平发展到世界前沿。但是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创新发展解决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沈家文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
理顺管理机制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环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沈荣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国际看,目前面临外部的“切割断链”“卡脖子”等挑战,需要通过加强科技领域机构改革,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
在此次调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依然归属科技部,并且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科技部将相关职能划转出去以后,更侧重宏观统筹和监管职能,集中精力抓重大专项、抓国家实验室等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科技工作,同时拓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领域,既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也解决前瞻性基础研究、前沿引领技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问题,保障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穆荣平表示。
在沈家文看来,这是适应有效应对新挑战、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从体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改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此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形成供给需求动态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创新发展格局,这些都有利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之所以形成被“卡脖子”的局面,与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密切相关。
研发经费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源头之水,其投入规模和占GDP的比重(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仅是反映一国对研发活动资金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进程和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发经费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根据科技部数据,2012年突破1万亿元,2019年突破2万亿元。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
这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有效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与其合作伙伴此前发表于《中国科学报》的文章,2009年美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就已达到19%。
此后,为确保其科学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22年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有2000多亿美元投向了前沿科学领域,其法案称,将在未来几年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玄兆辉介绍,从投入来看,中国研发经费规模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2020年美国的3.45%、德国的3.14%、日本的3.27%、韩国的4.81%等相比,我国仍有较大差距。
“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中等偏高收入经济体,我国很多行业的创新水平发展到世界前沿。但是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创新发展解决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沈家文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
理顺管理机制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环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沈荣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国际看,目前面临外部的“切割断链”“卡脖子”等挑战,需要通过加强科技领域机构改革,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
在此次调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依然归属科技部,并且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科技部将相关职能划转出去以后,更侧重宏观统筹和监管职能,集中精力抓重大专项、抓国家实验室等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科技工作,同时拓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领域,既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也解决前瞻性基础研究、前沿引领技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问题,保障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穆荣平表示。
在沈家文看来,这是适应有效应对新挑战、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从体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改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此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形成供给需求动态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创新发展格局,这些都有利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前一篇:“新型举国体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后一篇:外部董事的履职范围及依据
					
 加载中…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