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五十五）

读记（38）：

第十九卷含两篇。

第一篇《五蠹第四十九》，即第四十九篇“五种蠹虫”。分十八章。

第一章（P673）论述“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圣人不指望学习照搬古代的一套，不墨守常规，而是研究当今社会的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守株待兔”的典故，指出泥古不化者就与守株待兔者相同。

不墨守成规，不泥古不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这是法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可贵的，应予以高度评价。

第二章（P675）主要论述了一个观点：赏罚与人口多少、财用多少相关。人少财多则不用赏罚而治，而人多财少用赏罚而难以奏效。

第三章（P676）论述的要点在于“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处罚的轻重要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定，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社会情况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措施要适应变化着的社会情况。

其中有几句话很经典：讲禹之为王，“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bá肥肉），胫不生毛。”“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看门人）之养，而离臣虏之劳。”“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这是对儒家的崇尚并津津乐道的古代“禅让”的另一种看法。

第四章（P678）论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不同了，社会上的事情就不一样了。社会情况不同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第五章（P680）论“仁之不可以为治”。提出“古今异俗（习俗），新故异备（政治措施）。”“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用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去处理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凶悍的烈马，是不明智的过错。点名批判儒家和墨家“仁爱”“兼爱”的主张。

第六章（P681）论述“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且“势诚易服人”。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而且权势也确实容易用来制服人。韩非子以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仁义，没有人听，跟着他服务的也只有门徒七十人，说明了行仁义之难，说“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今天的儒生去游说君主，不要凭借必定可以制服人的权势，反而致力于推行仁义之道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都要达到孔子的道德水平，而让普通百姓都要像孔子的门徒一样，这肯定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道理。韩非子称得上为雄辩。

第七章（P682）论述“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的道理。举例一不肖之子，父母怒他，乡大夫谯（qiào诮，责备）他，老师教育他，都丝毫不能改变，但衙门派兵抓他，他出于恐惧就会改变。提出“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瘸腿的羊）易牧者，夷（平缓）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严峻地制定，严格地执行法律）。”主张“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这些都是韩非子论述严刑峻法的理论依据。

第十九卷第一篇第八章（P684）指出当时朝廷“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谬）也”的混乱与相互矛盾的现象影响了治理。指出“廉贞（正直、忠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指的是那些出于信义而触犯法律的被人认为是“廉贞”的行为。还指出“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的现象，是造成“兵弱地荒”的根源。这一观点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九章（P685）提出“儒以文（文学）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皆礼之，此所以乱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列举了两个例证：其一“楚之有直躬（借为人名，意指为人正直），其父窃羊，而谒（告发）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直躬告发了他偷羊的父亲，却被令尹杀了，认为他虽然为臣正直，但却是父亲的逆子，该杀！其二“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临阵脱逃）。孔子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举荐他做了官）。”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