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五十二）

读记（35）：

第十八卷第二篇《八说第四十七》，即第四十七篇“八种说法”。分十二章。“八种说法”只是第一章内容，其余各章均属它议。

第一章（P645）列举了八种行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八种行为是“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对这八种行为，是“匹夫之私毁（个人的赞誉被毁），人主之公利（君主的利益）。”

这八种行为是“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道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为老朋友私事帮忙称为“不抛弃朋友”，拿国家的财物散发施舍称为“仁爱之人”，轻视俸禄而看重自身称为“君子”，歪曲法制偏袒亲人称为“有德行”，放弃官职看重私交称为“有义气”，逃离现实回避君主称为“清高傲世”，互相争斗违抗禁令称为“刚强之材”，施行恩惠收买民众称为“得民心”。

这些指责均抓住了维护专制体制的要害！

第二章（P646）论述君主如何用人。指出“智者未必信（忠诚），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因为赞赏他们的才智，就糊涂地认为他们诚实可靠）”。“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品行修养好的人），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用智者会欺骗人主，用品行好的人会把事情搞乱。故提出“明君之道，贱德义贵（地位低的人可以议论地位高的人，德义为得议），下必坐上（部下不告发上司罪行连坐同罪），决诚以参（以检验的方法决断事情的真相），听无门户（听取意见没有固定的门路），故智者不得欺诈；计功而行赏，程（衡量）能而授事，察端（审视事情的起因）而观失（过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第十八卷第二篇第三章（P648）论述“明察”与“贤能”如果对于法制、耕战无益则不予提倡。提出现在“人主之所察，智士尽其辩焉（君主认为是明察的东西，智士就会尽力施展他们的口才去辨析）；人主之所尊（推崇），能士能尽其行焉（有能力的人就会尽力去大干）。”但如果“世主察无用之辨，尊远功之行，索（求）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认为，“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子和墨子），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指出“匹夫有私便（个人的利益），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结论为“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推崇文献典籍来和法制相抗衡，尊重品德美好的人来和有功劳的人分庭抗礼）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将“贵文学”与尊德行直接与法治与建功相对立，否定孔孟的作用，只承认耕耨的作用，立论明显简单化，大有偏颇。

第四章（P649）论述今人不以古人的办法做事的道理。指出“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椎车，古代制造的车，以整木头制车轮，笨重），圣人不行推政（原始时代的政治措施）。”

第五章（P651）论法、事、功、害及其相权的道理。体现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指出“说有必立（学说有在道理上完全站得住脚）而旷（脱离）于实者，言有辞拙（用辞笨拙）而急于用（切于实际）者。故圣人不求无害（毛病）之言，而务无易（不可改变）之事。”提出“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的主张。

第六章（P651）论述“仁”与“暴”的不同的施政表现，指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以“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没有什么可超在爱的前面）”为例，指出虽如此，但孩子有僻行，要让他接受老师的教诲；有病，要接受医生的诊治。否则孩子就会“陷于刑”或“疑于死”，由此可见“母不能以爱存家”，同样的道理，“君安能以爱持国？”指出“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权衡），策（互相算计）也。”“故存国者，非仁义也。”

指出“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残暴的人），心毅（残忍）而易诛（轻率施罚）者也。慈惠则不忍（下不了狠心）；轻财则好与（施舍）。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憎恨别人的心肠表现于臣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有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于上；妄诛则民将背叛。”这些分析着实精采，不服不行。虽然其赤裸裸，充满权术、狡诈，令人生厌。

第七章（P654）指出“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能提供美食，却只劝告挨饿的人吃饭）的于事无补与荒谬，指出“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第八章论述用简单的办法去处理复杂的事情。指出“尽思虑，揣得失，（绞尽脑汁来估量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拿臣下事先发表的言论来责求他们以后办事的功效），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采取）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第十八卷第二篇第九章（P655）论述君主要“亲听”“制断”，“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寄生在国内的傀儡）者也。”韩非子以口味、音乐等都要君主亲定，认为否则则会降低君主的权威。这样事必躬亲的主张与其法术治政的导向相矛盾。

第十章论述内容是对第九章的进一步深化。认为“意欲不宰于君（人们的心思和欲望不能为君所主宰），则不可使（使唤）也。”“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有土（国土）之君，说（悦）人不能利，恶（憎恶）人不能害，索（要求）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这些道理似乎无可辩驳。

第十一章（P656）列举了“肆欲”与“轻慢”两种行为，臣下和人主分别被称为“侠”与“乱”及“骄（高傲倜傥）”与“暴（残忍暴虐）”，臣下受到赞誉，君上受到诽谤，这种情形造成“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损失）”的结局。显然，韩非子认为这是不合理应予改变的。

第十二章论述“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是爵尊而官大者，地位高贵而非重要；重臣是“言听而力多者”，话能被君主听从而且势力强大。提出“言不度行而有伪（说话不估量是否能做到而出现虚假），必诛”，则可避免重臣的出现。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日上午